中国最早的社会变革要算是殷周革命了。而最早明确的论述殷周革命意义的，又当属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他认为殷以前各王朝（五帝、夏、殷）的首都都位于东方的黄河下游流域，而周则是兴起于西方黄河上游而灭殷的。这一胜利具有西方文化战胜东方文化的意义。总之，王氏认为殷周革命不仅仅是王朝革命，还是一种文化革命。

王氏还把这一文化革命的内容视为殷周两王朝在制度上的差异。首先，殷以前是嫡庶不分，实行兄终弟及继承制，而周则不然，确立了父子相承与嫡庶制。嫡庶制又进一步产生了殷代未曾有过的宗法、丧服等制度和封建制，于是确立了君臣名分关系。另外，宗庙制和同姓不婚制也都是在周代才确立的。王氏所指出的这些周代制度原则，对后来中国的礼制有过长期的规定作用。总之，王氏认为周代为中国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这个意味上他将殷周之际视为文明的分期界限。

对王氏的观点，内藤湖南极为重视并进一步评价指出：殷周两制度的变化不仅仅是王朝交替所造成的政治事件，还必须看到其中所反映的时代的进化（《支那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卷十）。因此，在内藤看来，与其将殷与周割裂看待的话，不如看到其中的连续和发展。内藤还认为殷文化虽然相当先进，但是也有其堕落倾向的另一面，作为异民族的周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发达的殷文化的。

继内藤之后，对王国维说从实证的角度加以修正的人是贝冢茂树。贝冢虽对王氏殷周革命乃东西文化之交替的观点基本接受，但同时又指出殷废墟时代的殷文化中也有东西文化之综合的特点。此外，还提出了父子相承法、封建制等在殷代就有所萌芽的观点。总之，贝冢说也主张殷周的交替并非相互地割裂，而应从继承和发展的观点予以把握（《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对于殷周革命，谷川道雄则认为，殷周革命为中心的时期，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巨大飞跃，这是不可否认的史实。关于这一飞跃的性质，简言之正如王氏所指出的继承法的变化所显示的那样，是脱离原始氏族社会的飞跃。这种倾向在殷王朝虽然已经有所存在，但毕竟尚未成为决定性的事物，所以当时的国家还具有强烈的神政特征。与此相对而言，周代用礼制使人的社会生活规范化，从而巩固了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基础。然而，若从社会结构论的角度来说，殷至周的飞跃，还不能说一定就是对氏族制的否定。周礼并不是抽象的观念，它应该是一种用来约束宗族内外秩序的现实的规范。与其说是氏族制的瓦解，不如说是由于礼制而使氏族制秩序化、强化、普遍化了。如上所述，继承法、祭祀法、封建法、婚姻法等等，无不处于维护并强化父系氏族的目的。换言之，礼制意味着氏族制文明形态的出现，若以封建制为例而论，它是将氏族制社会原理的血缘性上升为政治原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