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魏时代不同，5世纪以降使用金银器皿的风气在上层社会中日益流行。这并非我国固有习俗，所以从此时到后来唐代金银器制作高潮的出现，其间无可讳言曾受到外来的强烈影响。而于5至7世纪时，在中国以外的亚洲，西亚的萨珊波斯和中亚的粟特是这一工艺领域中并立的两个中心。唐代金银器从域外取得的借鉴，大部分应直接或间接来自粟特。
    陕西何家村窖藏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口径15.3厘米。此银盘器口呈委腰的六瓣葵花形，即每片花瓣外缘中部均略向内凹，构成比一般的圆瓣葵花形更为优雅。它大约是受到尖端向内翻卷的莲瓣的启发而形成的。银盘底部锤揲出飞廉，栩栩如生。这与当时西亚、中亚银器纹饰的风尚不无关系。关于其产地，有人认为是输入品，但孙机先生通过考证，认为是唐代中国的仿制品。
    何家村银盘，起先突破了粟特圆形银盘单一的式样，作成了各种中国特有的新式样。其上动物纹虽然接受了粟特艺术的写实手法，连幻想的神禽也刻划得形象生动，但题材却换成了中国喜闻乐见的了。特别像飞廉纹银盘，已将西方流行的图案巧妙地予以华化，显得格外生动，成为我国工艺史上意味深长的艺术精品，也是唐与中亚文化交流的硕果。

萨珊波斯鎏金银盘

萨珊波斯多曲长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