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闲谭》

中国首部杂文体传记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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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枞阳文化世家的崛起，看似突兀，实则必然。

文化是个相当神圣的玩意，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往往又以俗不可耐为支撑。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比方说弄点色情，弄点凶杀，七弄八弄，最后就是一部大片，繁荣了银屏，也繁荣了钱包。

枞阳的文化，根本上是由一头猪开拓的。在这头猪没有诞生之前，文化大县的头上，基本上只戴着一顶文盲大县帽子——这是很无奈的地域文化特征。

枞阳的地域文化，大致有一个脉络。在先秦有据可考的3000年文明史上，在今天的安徽大地，只有淮河文明。当淮河流域出现老子的时候，枞阳这块地盘上，还只是老子绷着黑脸，打老婆，揍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安徽地区，自秦至元1500年间的文化演进，经济与文化中心大体在不断南移，生产力在不断生长。但是，战争总是不停地按捺暂停键，甚至是不断归零。这，也许就叫地理决定论。

▲安庆出土文物铁牛

到了明朝，这块地方终于别开生面。

——战争，几乎清空了安庆地区的人口与资源。朱书《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说：“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中国移民史》载：“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至此时，迁入安庆府的江西饶州、九江等府籍移民约为27万，徽州府籍移民约为2万，从全国其他地区迁入的移民约2万。”我研究过枞阳境内多个家族的宗谱，结论基本印证了朱书与《中国移民史》之说。四方先民涌入枞阳，凭借勤劳的双手，糊饱自己的肚子，维系生存繁衍。

明初百年的移民进入，辛勤与辛酸可想而知，但毕竟扎下了根基，就如一蓬草，生存得有模有样。事实上，他们也真的熬得有模有样了——这个模样，大体就是桐城文化。

▲李公麟画作

所谓桐城文化，比较晚出，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华内敛，抱朴守拙，虽有曹松诗显于唐，李公麟画著于宋，但个人风采难掩整体寂寞。明嘉靖以后，桐城文化勃兴，硕学通儒不断涌现，作家诗人雨后春笋。至清代，影响最大的就是名冠文坛的桐城文派。桐城文化的勃兴，除了明王朝的政治因素，那只能套用“地灵人杰”说了！

如何概说桐城（枞阳）的风土？可能要问姚鼐。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顺便说过这个地方：“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

所谓“黄舒”，指的是当时的黄州、舒州。舒庐大地地倾东南，广袤大地上的自然来水，由桐城（枞阳）而注入长江。由东及西，溯江而上，这是他们当年的基本社交范围。

▲姚鼐手迹

姚鼐笔下的“奇山水”，明显是一种文人情怀。因为对苦于生计的百姓来说，这就是十足的穷山恶水。民国时桐城县域（含今枞阳县）约35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足60万亩，联想到明朝，这么一方土地，耕地自然是少得可怜。

但硬要说这里山水之奇，当是这里的水域，且有相当程度上的与众不同。这些湖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湖泊，而是季节河——雨季是湖泊河流，旱季变成湿地，或是水田旱地，水生植物或作物，十分丰茂。可耕土地资源的馈乏，优厚的山水资源给予了弥补。

土地维系生存，山水在孕育着文化。一头不平凡的猪，生逢其时。

——不能不感谢当年的猪。直到今天，枞阳仍有一句熟语：“陈瑶湖母猪，自拱自食”。

▲明代陶猪

陈瑶湖是枞阳众湖泊中的一个，水浅，多青草，多莲藕。除了人食，惠泽于猪。尤其是富有见识的“老母猪”，白天带着小猪下河，晚上自己回来，一年的生计，基本上都能“自收自支”，不需主人拨款养活。主人只要放它们出去，它们就能茁壮成长，长大成猪。

正因为如此，枞阳有了第二个熟语：“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什么叫“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现代人的解释，通常都以为是“穷人要念书，富人要养猪”——这一点，他们与祖宗的文化水准，肯定是豁然拉开了。“穷人要念书”，这是什么逻辑？富人要养猪，又是什么观念？估计是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这类当代标语，看得实在太多了！

“猪”与“书”熟语，准确地讲，它是“互文”。也就是说，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家里都要养猪，都该给孩子读书！养猪，是这里的人们维系生存之后的副业与经济。对枞阳人来说，这没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没有实践中的难题——因为这里有独特的资源，辛苦种地，不至于饿死，养养猪成本低廉，家底子薄也掏得起给先生的份子钱，读书人的队伍，相对壮大起来，读书成为地方风气。枞阳地方风气崇文，前提是要有这样的经济基础。粮食填不饱肚，谁还去念书？口袋里掏不出钱，有谁来教书？孔夫子与陶朱公都不是雷锋，那些“自拱自食”的猪，天生的牺牲与献身精神，着实才是令人敬佩的！

生存危艰，心存亢奋，在一头猪的物质掩护下，这个地域才急速的迈向了文明。物质匮乏，孤独无助，文化繁荣的担当者，是猪不是人。正是这类猪的介入，加快了这个地域的开化进程，使这个地域逐渐显露人文精神。

▲姚鼐款“养静”书房匾

枞阳处在安庆的最东端，由于桐城已号称“中国文都”，枞阳只能叫“文化大县”。近些年枞阳比较流行的地方名片，叫做“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三个卖点，两个含文，跟形象猥琐的猪全然没有一点关联。

印象当中，这三句话出自地方一位老同志之口。老同志们有几点是很感人的：一是热爱古体诗词，二是热爱地方史。所以，自费印小册子的特别多。子女比较孝顺的，一般不是过节送送脑白金，而花点钱给老爷子出本书。书，多半叫诗词，也有一些地方传说，历史掌故——尽管与历史常识时常撞车，但好就好在出不了“动车事故”。

出于对老同志的敬重，我对他们设计的这份枞阳文化名片，基本没有说三道四。更重要的因素，是我对这三句话基本没看懂。比方说“诗人之窟”，枞阳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写诗的人，但“诗人”毕竟不是“写诗的人”的缩写。特别是“诗人”后面再缀个“窟”字，很别扭，让人觉得枞阳的先人和“七个小矮人”有关。因为这“窟”的本义，就是小兔子的家。带“窟”字而又比较响的名字，好像只有“莫高窟”，但人家那里怎么地还是大洞洞。大活人，对“窟”是很难适应的。

至于“文章之府”，也不甚让人明了。枞阳历史上有很多人在写文章，并且比写诗的那帮兔子写的好。“桐城文派”中的经典作家，几乎多在今枞阳的县境。“文章之府”这句话，坏就坏在文理不通，“文章”非要硬搭一个“府”字。《说文》曰：“府，文书藏也。” “文章之府”，词义直解，只能是“放文档的档案室”。枞阳的图书馆、博物馆之类，里面基本没有过去的“文章”，原因就是这些玩意多在老县衙那边，老桐城县分成桐城、枞阳两县，小兄弟分得的老玩意就少了。并且，那时这些旧货也真的不值钱。

词不达意的，是“气节之乡”这么一句，也相当响亮。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名便是《气节之乡》——那是吹捧我老家的，不是论文。“气节”这两字，中国人都喜欢。感觉我们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气节之乡”，因为目前尚找不到“汉奸之乡”或“无赖之乡”之类。你到哪里做客，大脑不作主，说你这里不是“气节之乡”，那是需事先花上一笔冤枉钱，练出一身好武艺，在不亲切的交谈中用于不正当防卫。

我曾留意过《明史》、《清史稿》中“烈女传”，最后都有一点凉意。成千上万的“烈女”，比革命先烈都多，凭我的记忆力，远不能胜任。唯一能胜任的，是能记清枞阳的“烈女”——因为人数实在太少！我的先祖曾作过一幅对联：“千年古井水，万世女贞花”，但讲的是贞节，跟气节似乎又有一点差距。

▲于佑任书左光斗诗立轴水墨纸本

独能证明这句话，应该是左光斗先生。大凡读过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的杨、左很出名。但是，如果左光斗的家乡叫“气节之乡”，那杨涟的家乡，就不知该叫什么了。更重要的是，左光斗这人其实很投机。一个处级干部，三年的时间就弄到了部级——每个成功的干部，都坐过一回UFO！对左光斗的成功，一种解释肯定不够用，并且与“气节”有相当的抵触，与“投机”有相当的关联。但我不想说他的坏话，相反，我准备在后面的章节里多说几句他的好话。况且时过境迁，几十年前的土改运动，维持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的乡绅阶层被消灭殆尽，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体系土崩瓦解，流氓无产者开始主导乡村社会，与众多的农业主导县一样，“气节”即便有，终归已成为历史。

——对自我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依赖的是错觉。就像对待一头猪，我们极少关注它的庄严与神圣！尤其是自己暴发的日子里，总想选择性地剪下写实的一段，再也不肖与猪为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