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以后尤其是明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在中国古代社会逐渐沉淀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即党人心态。明清时期出现的《鸣凤记》、《清忠谱》、《党人碑》、《桃花扇》等传奇体制历史剧的创作，正是在剧作者党人心态的支配下完成的。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中所流露出来的党人心态最为浓重，而其党人心态的形成原因又有极为鲜明的时代性。

关键词：明清传奇  历史剧  党人心态  《桃花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朋党之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来已久，东汉、北宋、晚明尤为突出。明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以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称之东林党。东林党人以清流自视，坚持儒家正统，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为。“因为他们把个人品德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也就容易因个人的行为而出名。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逐渐在攻击下互相援助，并在任职时采取一致行动清洗官僚机构中的他们的敌人。”^{[1]（p.576）}东林党虽以反对横征暴敛、主张朝政改革、呼吁澄清吏治而为社会所广泛认可与支持，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以这种身分公然反对皇帝的权威，并因这种遭受酷烈的惩罚而赢得了正直的名声。”^{[2]（p.576）}以攻击朝政起名，自然会遭到在朝权贵的猜忌与攻击。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其党徒作《东林点将录》、《同志录》等，按名斥逐、捕杀，并撰《三朝要典》，借“三案”施以打击。杨涟、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高攀龙等先后遇害。思宗即位后，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加以惩治，以结束东林党人所受的迫害。然而，魏阉的倒台并不意味着东林党集团政治斗争的结束。残余的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便趁此有利形势反戈相击。崇祯元年末，深受魏忠贤打击的韩爌回京成为首辅后，立即联合其他新近任命的同情东林党的官员，编一份魏阉党羽的名单，刊布全国，以示对魏阉制作《东林点将录》、《同志录》的行为的报复。看够了万历、天启朝党争政治的思宗，为努力使自己的政府不再受任何派别的控制，一方面通过定“逆案”抚恤和简拔东林党人，另一方面又适当注意保持中枢权力集团中东林党与东林党之外的官员的平衡。结果却并非如意，非属东林党之列的温体仁与东林的追随者钱谦益同在崇祯元年（1628）被推为阁臣并互为争权，温体仁在周延儒的支持下指控钱谦益曾在天启元年（1621）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钱谦益被罢职、削籍。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得逞，打破了思宗安排好的政治格局中的均衡力量，也使崇祯朝从此失去了免于党争的最后一线希望。

党争的结果是使文人士大夫不由自主地产生党人心态：从完善个人道德品质出发，坚持清议作风，脱离实际地以“君子”、“小人”为标准，到处贴标签，并想方设法地排斥异己，为了所谓道德品质上的名份，甚至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崇祯时期，党人心态由权力中心进一步向外扩散。在崇祯年间，江南士大夫在太仓人张溥、张采组织下联合几社、应社等文社成立新的文学兼政治社团——复社。复社成员以继承东林自居，要求消除阉党残余势力，重振朝纲。南明弘光朝，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当权者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状态。阮大铖早在崇祯就被列入阉党“逆案”，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尚不足以消除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在被削职家居十七年后，阮大铖仍被复社成员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黄宗羲等人以《留都防乱公揭》形式公开辱骂。“阮大铖想当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身。弘光定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刺激与羞辱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3](p.698)复社的反对，最终却激怒了马士英，并进而促成了马士英为阮大铖复官。于是，马士英便被复社文人视为与阮同类之“阉党”。当然，东林—复社成员与马、阮斗争的根源主要还是“继统”问题。福王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父）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正是由于担心朱由崧登极后重翻旧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甚至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复社成员才不惜以“七不可立”为由极力阻止立福藩。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重于国家与社稷，爱走极端，福藩继统无异于宣布他们自万历以来在竞争中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论真相如何，必欲抓住“把柄”，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方肯罢休。东林—复社成员所谓“别正邪、分贤佞”只不过为自己独揽朝政造舆论而已。诚如清初戴名世指出，“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弘光朝人为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从某种意义上讲，明王朝被断送在党争之中。然而，人们常受旧籍影响，以为东林—复社人人骨鲠正直，个个“正人君子”，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魏阉与马阮诸人。事实上，东林党后裔黄宗羲在南明王朝和其门户好友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人一起与阉党斗争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明王朝的稳定；不仅如此，入清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出于门户偏见，对福王、马士英等人的评论甚至诬蔑，更给后世以极大的误导。这就无怪乎清初所修《明史》把有一定才干的马士英打入“奸臣”行列。由此可见，社会尤其是文人的党人心态虽伴党争之生而生，却不能随党争之灭而灭。

明乎晚明党争的真实状况及其给文人造成的特殊心理影响，也便明乎传奇剧作者文人在历史剧创作中处理党争题材时的态度。

传奇剧作者文人以党人心态创作历史剧，集中出现在明万历之后至清乾隆之前。党人心态在历史剧中较早体现为忠奸斗争。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无名氏《鸣凤记》传奇，写权奸严嵩当政时迫害夏言、曾铣以及杨继盛等人与严嵩父子的不屈斗争。作者解题曰：“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鸣凤记》第一出《家门大意》）所谓“八谏臣”即杨继盛、董传策、关时来、张翀、郭希颜、邹应龙、孙丕扬、林润，又合夏言、曾铣为“十义”或“双忠八义”。皆为正直“君子”，与严嵩父子奸佞“小人”形成对照。是非忠奸观念，十分明晰。“八谏臣”的“前后同心”出于“忠”对“奸”的愤慨。而其“一齐鸣”则显示了自觉形成中的党派的整个实力。为显示“君子”之党力量的强大，剧作家不得不对史实加以缘饰：史载郭希颜因疏中有“建帝”语得罪世宗，因此被斩，本与严嵩无涉，剧写其上劾严嵩，被赐死；孙丕扬、邹应龙同劾严嵩，不见史书，唯《冰灵录》载孙丕扬参与抄检严嵩家产，以此牵连；史传不载邹应龙、林润受业于郭希颜，且三人异地，亦本不相涉，剧写邹、林同登进士，与其师郭同谒夏、杨忠灵，郭被戮后，邹继续上疏劾嵩，忠勇精神师徒薪传；史载夏言之妾有娠，其妻忌而嫁之，后生一子，夏死后，妻迎之归，剧改为夏孤由邹应龙抚养，等等。剧作者不仅写出了忠义贤良，而且是以一种忠奸对立的理念去组织安排材料的。剧中人物或忠或奸都先贴上标签，一见便知。虽然人物的概念化、符号化为中国古代戏剧创作不变的规律，且自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后都有类似的忠奸斗争描写，但作为一种精神支持的理念让剧中人物不懈追求、薪火相传，进而表现同党间的支持、合作与牺牲精神，却为此前的剧作所少有。这正是剧作者新的创作心态即党人心态的表现。

“东林党是明末著名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东林诸子著述丰富，对当时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影响颇巨。李玉生活在东林党人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三吴地区，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东林党人致力于‘矫之于下’的教化人心，李玉则创作传奇进行‘高台教化’，二者不论在动机还是效果上都是基本一致的。”^{[4]（p.51）}最早正式将晚明东林党与魏阉“逆案”斗争的写入历史剧的便是李玉的《清忠谱》。已经归田的周顺昌平时仍不忘议论国事，当东林党人魏大中被捕赴京途经苏州时，登舟探望，并与之联姻。在魏忠贤生祠落成时，周顺昌又赴祠痛骂魏忠贤，从容就逮，被严刑拷打更是迭骂不止，终于不屈而死。李玉将周顺昌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林党人塑造，写出其清议之风度、讥刺朝政之忠勇，更写出其以身殉名的精神追求。写颜佩韦等五义士的舍生取义，旨在对周顺昌党人风范的进一步肯定与补充。剧本将周顺昌、颜佩韦五人的斗争置于东林党与魏阉集团斗争的大背景下展开，既增强了周顺昌等人斗争的现实感、真实性，又使党人斗争与忠奸之辨在现实中得到结合，归于统一。因党人以忠义之士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也便使观众/读者易于满足从忠奸斗争的表层上去认识剧中人物，很少有人注意深入体会东林党人的内在精神。

如果说《鸣凤记》、《清忠谱》创作中的党人心态因作品以忠奸斗争的形式出现而被巧妙地掩饰，那么，同样写忠奸斗争，《党人碑》、《桃花扇》在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党人心态却因剧作者对于这一心态的直率表露而得到突显。

邱园《党人碑》传奇叙徽宗时书生谢廷玉曾聘户部侍郎刘逵女，尚未成礼。蔡京衔恨司马光等人，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石工安民被迫镌刻。逵传揭贴于六部九卿，连章劾论党人碑一事，并弹劾蔡京。诏逮逵及其家属。廷玉一日醉过端礼门，见碑书司马光等人为奸党，盛怒之下将碑打倒，因而被捕，被傅桂枝救出后逃遁。刘逵女被捕后送入洗衣局，内官段笏乘间向太后表白冤情，太后命段笏赴法场救下刘逵。时徽宗经私访发现司马光等人之屈，下令拿蔡京。后刘逵征田虎时遇廷玉。回京后逵女与廷玉完婚。据《宋史》，党人碑事发生于崇宁中，蔡京立党人碑于端礼门，将元符末年的上书人分邪正而加以黜陟。其时，元祐、元符末群贤被贬窜死徙者略尽，但蔡犹未惬意，于是定司马光等120人的罪状，谓之奸党，刻为党人碑。《宋史》载，刘逵初附蔡京，官至中书侍郎，首劝徽宗碎元祜党人碑，凡蔡京所行悖里虐民事，稍稍澄正，因罢知亳州。虽请碎党人碑，但并无弹劾蔡京并因此罹难事。剧中将刘逵奉为正人魁首，又让其婿谢廷玉打碑。谢廷玉，查史无征，添出此人纯为渲染刘逵的正气。谢廷玉在醉态下打碑，行为受潜意识的支配，这潜意识显示了明末东林党人共有的清议和以身殉名的思想潜流，可以说剧作者是为了显示自己推崇元祐党人而安排打碑情节，而并未虑及现实斗争性，体现了作者邱园的党人心态。

据《宋史·职官志》，宋无科道，科道自明始，清袭明制，仍有科道。虽然剧作者邱园写作本剧时的现实官制有科道，然而，若将刘逵集九卿科道传揭贴议阻刻碑事理解为一般意义的作家头脑中现实意识的不自觉表现，恐怕失之简单与浅薄。明天启、崇祯年间，每议事则有九卿科道揭贴议单，如著名“三案”之所以悬而不决，或决而反复，就与这种科道揭贴议论有关。这种廷议形式带有一定的民主性，此前此后的历史上都不曾有过。不难看出，邱园的创作是有感而发的。明天启时魏忠贤党羽崔呈秀、王绍徽等造《同志录》、《东林点将录》等，统号曰“东林党人”，逮治削夺，不可胜纪。天启六年（1626），御史卢承钦请立东林党人碑，当时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和冯铨因衔恨东林，欲从其言，后因另一内阁大学士丁绍轼坚决反对而放弃。邱园在批判宋元祐党人碑事的过程中，流露出其对明末魏阉欲设东林党人碑事的批判和对东林党人的同情与支持。查邱园生平，其经历极为简单：“为人跌荡不羁，耻事干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引《海虞诗苑》）不涉政界，以文字绘画与度曲纵酒终其一生。邱园不与人结怨，更无政敌可树。他的《党人碑》创作是文人普遍具有的党人心态的自然流露。

孔尚任在《桃花扇》传奇创作中的党人心态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典型。首先，作者以党人评论人物的标准为标准，给人物别正邪、分贤佞。

福王朱由崧为矛盾焦点人物。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在当时有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神宗兄弟之子有潞王朱常汸。按伦序观念，应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三人中福王在伦序、地理上匀占优势。因为：一、三京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授引“兄终弟及”（实为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近在淮安。而且，立福王朱由崧“继统”也合民意：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云：“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间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峄桐集》卷七）并极力主张应“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峄桐集》卷七）。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也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迫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另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时任苏松巡抚的祁彪佳也记录了福王抵南京时受到广大民众欢迎的场面：“所过民家俱供香花，纵市人瞻仰，都人以纱灯数百盏来迎。生员、孝廉时有伏谒于道傍，人情欢豫。”（《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然而，东林党人都“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明史·奸臣传》），于是竭力反对，并抛出所谓“七不可立”以制造舆论。“七不可立”从道德品质方面否定福王，这正是东林党人惯用的政治斗争手段，也最易蒙蔽不明真相者。一旦其斗争失败，便又因心有不甘而不断攻击其政敌，以致激化矛盾。福王虽最终被立，但仍是东林党人攻击的主要对象。马士英因谋立福王而被视为与阮大铖同调的“阉祸”。其实，马士英的政治态度原本倾向于东林—复社，复社骨干陈子龙说：“贵阳，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当，非素所深研也。”（《陈子龙传集》附示二《陈子龙自撰年谱》）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得更清楚：

    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即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

用钱（谦益）、徐（汧）、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指在北

京投降大顺政权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记载：

    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宗周）入阮（大铖）时，

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

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①]

“廷臣”即指朝中东林党人。应该说，马士英急而“走险”，最终走上了与东林—复社对抗的道路，也是有苦衷的，但责任主要在于而且首先在于东林—复社人的偏狭自私。至于东林—复社对阮大铖的态度，则更是偏狭到迂腐的地步。南明建国，正是用人之际，阮大铖被废置十六七年，不甘寂寞，就其个人品质讲，无可厚非，而东林—复社却总是旧事重提，以定“逆案”为由将其一棍子打“死”；从国家危亡而言，东林—复社成员完全置国家存亡于不顾，一方面不允他人参政，另一方面却“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夏允彝《幸存录》）。

《桃花扇》中人物完全按东林—复社人的品评观念分成两大阵营。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蔡益所、史可法、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左良玉等都是东林—复社成员或其同情、支持者。而“戾气”之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则为“阉党”或其保护者。《桃花扇·纲领》中左右二部“正色——间色——合色——润色”的安排和奇偶二部“中气——戾气——余气——煞气”的安排，显然是以东林—复社、阉党为两大轴心而展开的。而作者孔尚任则是站在东林—复社的立场上对人物进行调度的。

其次，孔尚任的党人心态还在《桃花扇》的取材与关目安排中流露出来。

作者声明该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试一出《先声》），据此，该剧似以写爱情为主，在爱情故事的叙述中抒发作者对于国家的兴亡感受。实际并非如此。全剧共44出，写爱情的场次只有13出，这13出中除《传歌》、《眠香》外，有11出又兼写政治；其余33出皆写政治斗争，其中则又有25出直接写及党争，余则皆为党争的背景或影响。在情节演进上，党争始终是推动矛盾发展的内在动因，从第一出《听稗》柳敬亭对阮大铖的斗争，写到以侯方域、李香君、陈贞慧、吴应箕为代表的东林—复社与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的反复较量，写到党争引起的南明王朝军政方面的动荡，最后写到党争的内耗致使南明覆亡、党争两派的烟消云散，等等。总之，党争的演进是安排情节演进的最根本依据。在具体关目上，有的整出集中地写党争冲突，如《哄丁》、《却奁》、《阻奸》、《拒媒》、《骂筵》、《逮社》、《会狱》等，有的于具体细节中，随时穿插党争内容或交代剧中人物的党人心理，如《访翠》写才子的风流韵事，然而不忘写入柳敬亭关于“这样硬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谐音“阮鬍子”）的寓有党争机锋的片段。《拜坛》中阮大铖在庄严肃穆的祭奠典礼上仍不放过对东林党人的痛哭，甚至拉上被祭奠者陪罪：

    （副净至坛前，急四拜，哭白介）先帝先帝！你国破身亡，总吃亏了一伙东林小

 人。如今都散了，剩下我们几个忠臣，如今还想着来哭你，你为何至死不悟呀！

崇祯在位的17年，是东林党最为得势的17年，如前文所述，崇祯虽并非不悟东林党的偏私与危害，但的确至死都对东林—复社成员的党争无可奈何。孔尚任在剧中让阮大铖扮副净来咬牙切齿地总结这段历史，实际上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立场，即站在东林党一方，尽情地将对方“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5]（p.63）}以期收到对阉党的讥刺效果。当然，孔尚任的党人心态最主要是表现在关目安排时对东林—复社成员清谈误国的肯定、欣赏和赞扬上。东林—复社借清谈为己敷粉涂彩，哪管它山河破碎。《听稗》中复社主要人物一出场，便坦露了自己的政治无能：

    （末）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小生）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末间介）次兄可知

流寇消息么？（小生）昨见邸抄，……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合）

无主春飘满，风雨梨花摧晓妆。

“大事”既“不可问”，“且看春光”又于事何补！为了示人以东林—复社乃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哄丁》中他们抱住历史不放，表示“分邪正，辨奸贤，党人逆案铁同坚”（《桃花扇》第三出《哄丁》）。其实，历史上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并无掀翻“逆案”之意：“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陈子龙诗集》附录二《陈子龙自撰年谱》）只是希望能在国家危难之际，各方同舟共济。东林—复社曾先行警告过阮大铖不得“东山再起”，为此，东林—复社成员便利用文庙丁期对阮大铖大加挞伐，大有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势，正如吴应箕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所说：“今日此举，替东林雪愤，为南监生光，好不爽快！以后大家努力，莫容此举再出头来。”（《桃花扇》第三出《哄丁》）此后，东林—复社的清谈不仅激进到“复社会文，闲人免进”（《桃花扇》第八出《闹榭》）的地步，而且影响到一大批东林—复社人士，甚至下层歌妓，李香君说服侯方域却奁的理由便是：“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桃花扇》第七出《却奁》）当矛盾激化，“逮社”发生后，东林—复社成员无招架之力，于是纷纷逃散；北兵南下时，一方面侯、陈、吴等东林—复社成员在狱中自尝党争的苦果，另一方面东林—复社出身的人物史可法面对残局更是无可奈何，最终只好以身殉名。

复次，《桃花扇》在人物塑造上，最直接地表现了孔尚任的党人心态。

1．《桃花扇》中最光彩的形象莫过于李香君。然而，李香君形象的最光彩之处，不在于如崔莺莺般的“倾国倾城”，也不在于如杜丽娘般的“至情”，更不在于如赵五娘、李三娘般的忍辱持操，而在于其强烈而又坚定的党争精神。这种精神与真正的东林—复社人精神一样，纯属形而上的，不免让我们觉得其空洞无所附丽。李香君生活在“家家夫婿是东林”（秦伯虞《题板桥记》）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者皆为东林人物与在忠奸观念掩盖下的东林—复社的党争思想。她与侯方域结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形式。她因爱东林—复社的党争精神而与侯方域结合，并因要学东林—复社而“却奁”、“骂筵”。由于“不许奄儿入社来”（陈于玉《题桃花扇诗》），她的所有思想皆源于单方面的“东林夫婿”们，她以“东林夫婿”们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一切，表现出的当然是一个新的东林—复社人的形象。从李香君身上，我们看到东林—复社精神的不灭，也看到孔尚任创作心态的来源。除李香君外，最易说明剧本创作中受东林—复社思想影响的是柳敬亭、苏昆生，尤其是柳敬亭形象的塑造。柳、苏二位作为党争之外普通下层人民所受到党争影响的程度很深。柳敬亭和苏昆生先后离开“阮胡子”，并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为东林—复社长期奔波，不仅表露出对东林—复社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被东林—复社视为同志，正如侯方域在一开始听了柳敬亭说书后所说：“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桃花扇》第一出《听稗》）说书人以“说书”为“余技”，从一个侧面点明了其人生的根本追求在于东林—复社事业。孔尚任把一切倾向于东林—复社的人物都作为正面人物大加颂扬，这种党人心态于柳、苏二位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孔尚任之所以在《桃花扇》中以党人心态创作，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桃花扇》所反映的南明历史的事实就是党争的事实，孔尚任既然声明以“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桃花扇·先声》）为取材原则，那么在创作中就必然努力忠实于这段党争历史；二、明末清初由于东林—复社的忠奸观念易为人们接受，且其中确有不少成员以身殉名，社会影响极大，于是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认同、支持东林—复社的思潮占了上风，于是孔尚任也不能不受之影响；三、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素材来源，据《桃花扇·考据》，主要是侯方域《壮悔堂集》、钱谦益《有学集》、吴伟业《梅村集》、《绥寇纪略》、冒襄《同人集》、杨龙友《洵美堂集》、陈维崧《湖海楼集》、沈眉生《姑山草堂集》、龚孝升《定山堂集》等，这些材料都是东林—复社人的作品或其支持者的作品，东林—复社人的观点随着上述材料移入孔尚任的创作思想中，也很自然；四，还有一个现实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尚任采用东林—复社关于继统问题的观念即“立贤”，是为了给清廷入主中原遮羞，设若福王朱由崧亦“贤”，那么，现实中的大清政权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

党人心态有其两面性。在历史生活中，它既是奸臣邪佞相互勾结、祸国殃民的根源，又成为忠臣贤良团结斗争、打击邪恶的动力；既是正义力量战胜敌人的有利保证，也是导致正义力量最终失败的潜在威胁。历史剧中人物的党人心态正是剧作者党人心态的反映。上述明清时期传奇体制历史剧的创作，不仅流露出剧作者的党人心态，而且作者因过分强调一方党争的正义性而忽视了其党争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虽然是由于剧作者在不自觉中受身处其中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所致，甚至无法避免，但对于后之艺术创作尤其历史剧的创作却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对于明清传奇之历史剧创作的党人心态，我们在充分肯定其正面意义之后，必须诚恳地指出其负面作用。唯其如此，对中国古代历史剧的认识与批评才是客观的。

参考文献：

[1] [2] [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5]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选集[C].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Partizans’ Minds in Chronicle Plays of Chuanqi(传奇)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UN Shu-l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Striving between politic clans after East Han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Ming Dynasty, deposited gradually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that was the partizans’ minds, in the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The chronicle plays of Chuanqi(传奇)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uch as Mingfengji（鸣凤记）,Qingzhongpu（清忠谱）, Dangrenbei（党人碑） and Taohuashan（桃花扇） were produc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zans’ minds of the authors.The partizans’ minds in the Taohuashan（桃花扇） by Kong Shang-ren was the strongest, and the reasons of coming of the partizans’ minds had the character of times brightly.

Key words: Chuanqi(传奇)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chronicle plays, partizans’ minds, Taohuashan(桃花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