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外的长随

　　地方官上任，在大队人马仆从中，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是知府大人或县太爷的长随家人。熟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讲的就是他们的出身来历。因此，切不可因身份低贱而小看他们。实际上，他们在清代各级衙门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是掌握大印的官员掏自己的腰包雇来用于监督大大小小，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名书吏和差役人员的。

　　按照清代衙门的法律规定，地方官要实行任职回避制度，既不能在其家乡任职，也不能在其直系亲属做官的地方任职，因此，地方官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面临人地生疏的尴尬境地。而官要做得称职，在保住乌纱帽的前提下进而升迁，就必须用那些熟习地方风土人情、谙习当地官场通行已久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的人，这些人就是庞大的实际办事的吏役队伍。这些吏役绝大多数都由当地人来充任，并长久把持一方。如果官员对他们失于督察，一则会失去当地士绅百姓的信任，落得一个极差的口碑，二则吏役们闹出事来，长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头来乌纱帽难保不说，还可能问个革职查办的罪名。因而，地方官上任伊始，带上自己的亲信长随，在衙门里建立自己的“班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清政府对哪一级官员能带多少名长随家丁早就做出明确规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正式下发了一个文件，实行携带家仆“配额制”：允许地方官除携带兄弟、妻妾、子女外，由汉人出任的总督、巡抚可带家人50名，布政使、按察使带40名，道员、知府带30名，同知带20名，通判、知州、知县带20名，州同、县丞以下可带10名。如果是旗人出任地方官，可以携带的家人是汉人的两倍。很显然，这里的家人是地位低贱的家丁、仆从之类，与主人有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半隶属关系。在清代，这些人有个形象的称谓，被笼统地称为“长随”。

　　长随在清代颇为兴盛，虽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列，但无疑也是一种职业，因而有多种《长随论》之类“教科书”以供初入道者“加意温习”。其中有“长随十要”“十不可”等内容，堪称是长随们的通常“守则”。前者包括办事谨慎、经手银钱来去清白、先公后私、食主忠禄尽心报效等。后者有不可仗势欺人、不可袖里藏刀、不可轻出重入、不可贪杯误事、不可淫人妻女等内容。

　　“长随”之称，据说出自宋太祖赵匡胤的金口御赐。说是一天夜里，赵匡胤冒雪去宰相赵普的府邸，见有一名家人跟随左右，举止恭敬得体，便打趣地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从此，长随的称谓成为钦赐名号，后来赵普家的那位“长随”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而来。而据清人梁章钜所著《称谓录》考证，宋朝叶盛的《水东日记》有“毛长随、王长随”等记载，他认为这是清朝各级衙门中大量存在的“长随”一词的最早由来。

　　长随的种类颇为繁多，可以说，有多少种吏役就有多少种长随。《长随论》多按“出身”划分长随，有超等长随（暂随）、特等长随（且随）、次等长随等，而将上宗长随、次宗长随、下宗长随名为“孳随”。按其职能来分，有负责把门的“司阍”或“门上”，有负责文书签转的“签押”或“稿案”，有管仓库的“司仓”，有在公堂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掌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漕”，以及“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名目之多，甚至地方官自己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