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浮山

姚鼐如斯解释“桐城派”的起源：“舒黄之间，天下之奇山水也。”

自明至清，“桐城派”崛起，雄居中国文坛三百余年，为中国文学（文化）史所仅见。姚鼐所论的“桐城派”起源，实质上是一种的概念化的地灵人杰之说。桐城（今作桐城、枞阳二县）的“人杰”，可见于三百年间近千名“桐城派”的桐城籍作家。而桐城的“地灵”，其实只在浮山。

浮山时属桐城东乡，之所以能独撑“地灵”二字，一在其山水之奇，火山地貌鬼斧神工，无与伦比；二在其北接舒庐大地，南濒长江，能以交通的便捷成为区域性地理标志。之于桐城他处的名山胜水，那都是后话，时不足显，更不可以今证古，将之归于姚鼐所言的“舒黄之间，天下之奇山水”之列。

后人追捧的“桐城派”，实有“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文派”三系，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皆影响深远。“桐城派”终于清末民初，但相关学术研究迄今仍方兴未艾。就“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层面而言，今人多着眼或局限于作家与作品自身。这种研究方式，付诸一般的学术领域，并无多少不妥之处。但就“桐城派”研究的个案而言，则已步入误区。

——“桐城派”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化。这种本质，在“桐城学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钱秉镫以诗学、易学见长，称著明末清初。方以智不仅以“方氏易学”闻名海内外，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家。在“桐城学派”中，如果抽出这钱、方二氏，这个学派便失去关键性支撑。而钱、方二氏如果不是籍属桐城，又同样又不能称之为“桐城学派”。换言之，他们若生活于公安县，那自是“公安学派”；生活于新安江流域，自然是“新安学派”。机械地深究“桐城派”细枝末节，明显就是舍本逐末。正因为有桐城地名的存在，著作者是桐城人，才会有学术成果上的“桐城”冠名。

——“桐城派”的渊源，其实质是桐城地方氏族，对中国文化的家族式贡献。桐城东乡的方、阮等氏，或自明至清，或自唐至明，累世簪缨。家族中历世的文化传承，最终才出现学术大家方以智，诗文（戏剧）大家阮大铖。桐城方氏对中国文化家族式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除孔氏家族外，其他氏族无出其右。“桐城派”源流中的桐城姚、刘、吴等氏中的诸经典作家，或为当时方氏世戚，或因文章、学问为方氏至友。这些辰星般四处闪烁的“桐城派”成员，向心点仍在浮山方氏。从这个意思上讲，方苞无论生活、成名于何处，纲目关系没有改变，他都是浮山方氏氏族文化上的一颗新果实。而学派中的其他重要成员，或利益于这种直接传承，或利益于这种氛围熏陶。至于今天流传的何处“出人”、何处“出名”之说，未免流于肤浅。

——“桐城文派”的流派特征，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作家群。姚鼐所言的“天下之奇山水”，同时见证的除山水绮丽外，是地方农耕不能发达之状。农耕发展的困难，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桐城商业便不会走徽州之路，使“读书—科举—仕宦”之路成为必然。但能走到“第三步”的人，毕竟极少。而走到“第二步”的读书人，最终多以执教授馆为生。即便是走到了“第三步”，如姚鼐、吴汝纶等，最后仍常见辞官谋馆，作书院山长。他们因教学的需要，既要作文，亦要讲文，文风必须介于“庙堂文学”与“山林文学”，即须讲“义理、考据、辞章”，以保证应试的需要和文章的精彩。早年，姚鼐欲投戴震门下，为戴震拒绝。但戴在给姚的回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要求。姚鼐将戴说作文学解，本是曲解，或言赋予戴说新的内涵。纵观“桐城文派”的作家作品，作品的特征并不明显，只有“教师”这一身份十分醒目。方苞、姚鼐、刘大、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如此，桐城之外的管同、梅曾亮、张裕钊、林纾同样以执教为业。而终身为官的张英、张廷玉、姚文然等桐城人，虽有文章传世，便不能计入“桐城文派”。

今天，昔日桐城东乡的氏族文化，已经失去生存的基础。在浮山，尚存的唯有“天下之奇山水”——是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徽风景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