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明史与奸臣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关外起兵，告天灭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努尔哈赤子孙定都北京——以清代明，其间不过六十年！

  也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企图救明的张居正被反攻倒算，东林党、阉党以及宣、昆、齐、楚、浙党的争斗形同水火……外敌虎视，流寇蜂起，君亡国破，其期间亦不过六十年！

    明亡清起的六十年，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试图给出一个科学的答案。他认为： 造成明亡的60余年里，太阳黑子消失，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州出现，迫使满州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饥荒连连，令革命一触即发。

    晚明即1500年后气温的骤然下降，气温最低点确在的1600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是为千年以来的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这一点，对研究和解释民变蜂起，固然不可忽视。但作为一个民族衰亡的根本原因，明显不足。因为同是这一自然环境，毕竟有的衰亡，有的崛起，有的从容应对。为什么自然灾害面前，明朝的窗户纸一捅即破，社会矛盾骤然凸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不管明亡的原因存于何处，这个六十年足以让人闻之色变，生活其中的人噤若寒蝉。但是，有一个人一生就恰恰生活在这个六十年！

    这个人，就是阮大铖。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载：“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晋、苏壮等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载……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

    从《明史》这些并不难懂的文字，很容易读出如下信息：

    第一，  阮大铖是怀宁人，但他又与左光斗同县（同邑），而左光斗则是桐城人——《明史》它说不清阮是哪县。

    第二，阮大铖死于降清之后，属“因公牺牲”；或死于“游山”，被清兵“戮尸”——《明史》它也说不清阮死于何因。

    《明史》的修撰，历经三朝计六十年，最后居然连传主阮大铖的生、死都没有搞清。况且，《明史》总裁张廷玉自身就是桐城人，而桐城、怀宁两县相邻，同属安庆府。一个人物，生属两地，死为二因，这部《明史》真叫离奇！

    同样离奇的，是《明史》将阮大铖归于“奸臣”之列。《明史》“奸臣传”所列的十二人，胡惟庸、严嵩、周延儒等十一人都“当之无愧”，唯独阮大铖不够资格。因为大凡“奸臣”，既要有奸佞事实，还必须有足够的“资历”，二者缺一不可，不是坏事做绝的生产队长都可叫“奸臣”。阮大铖为官天启、崇祯二朝，“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不过是月俸7石的“从七品”小官，无论怎样“猾贼”，毕竟还是“一般干部”；“崇祯元年，起光禄卿”，阮大铖官升“从三品”，性质是“听于礼部”的朝廷酒店经理，想做坏事也做不成，且任职不过一年， “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

    阮大铖够格当“奸臣”，是在南明弘光朝，其官历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但后世所言的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清朝并不承认其国家政权的地位和性质。清朝认可的明朝，只到崇祯皇帝上吊时为止。这南明三朝的“皇帝”，《明史》则一律将之处理成明王室的后裔。那么，“国”之不存，“臣”之焉附？以此推论，阮大铖其时只能是王府中的一名高级家奴（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朝廷命官。他于弘朝中的一系列恶行，也自然是与“明史”无关。《明史》不是明蕃王的“家史”，不厌其详地罗列阮大铖弘光朝诸事，就是文章学上的“离题”，再咬定其明朝的“奸臣”定性，这只能归于其离奇的史学逻辑。

    关于《明史》，孟森《明史讲义》中评价说：“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

    清修明史，为何要“隐没事实”，不能秉笔直书？这当然出于政治考虑，即明、清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明、清之间的隶属问题。清之发祥，与明之开国，几乎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而肇祖归顺明朝的事实，在明成祖时即有“明实录”记载。事实上，早在明太祖时，清之本土所谓建州女真部族，即已归附明朝。有明一代的二百多年里，明朝对建州女真是服而抚之，叛而剿之，恩威并施。介于其中明朝诸臣难以枚举，事实纷繁。编修明史时又无法避开诸人诸事，要想涉及到的建州女真问题，清除得一干二净，而又不至于漏洞百出，绝非易事。这也是清朝开国近百年方修明史，明史一修就是六十年才能定稿的原因所在。

    再者是以清代明的合理性问题。清朝入关后代明，打的就是为明帝复仇的政治大旗，以化解政治敌对势力，达到顺天应人的效果。那么，谁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即所谓乱臣贼子！故而，才有《明史》中崇祯帝“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之结论。但崇祯帝又明明就是亡国之君，明朝明明就是亡于清军的铁蹄之下。清朝代明后，对明朝遗民实行了百年的铁血政治，再辅之巧妙的官史言说，其稳定统治的政治效果，也便不难理解，更是可想而知。

    所以，《明史》需要给给后人留下的，正是这种主观自觉意识下的一头雾水。

    而阮大铖，正是这种一头雾水式的历史人物！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明末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人物。正由于《明史》的定论，《小腆纪传》等杂史的跟进，一齐锁定其奸臣属性，后人对阮大铖更是讳莫如深，相关史料不传，谬误杂说叠出：《明史》及后世学术，均言阮大铖为怀宁籍；清吴伟业《鹿樵纪闻》及清徐《小腆纪传》，竟称“阮大铖，字圆海”；钱秉镫《阮大铖本末小记》，断言阮大铖无子；私家著述尽删阮大铖文字，邝露《赤雅》后附鲍廷博识语称:“旧有怀宁两阮序，引削而不录，惧为先生辱也。”（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知不足斋丛书》）；官修史书多回避阮大铖详实，《安庆府志》及《怀宁县志》，除清康熙《怀宁县志》于卷二十五列人阮大铖小传外，仅在《选举志》中著录其姓名科第，纪传概行从略……凡此种种，明末以来公私史集中阮大械的相关记述，不时有所改动，其生平细节日见模糊……

    阮大铖是不是盖棺定论的奸臣？是不是国破君王的罪魁祸首？通观历史，大凡改朝换代，必有“大救星”横空出世，必有“奸臣贼子”祸乱其中。有星级人物供人追捧，有倒霉蛋供人撒气。但是，“大救星”死了，人民往往活得更滋润；文学史少了一个人，专家学者照样写得文从字顺——这就叫有意思，或很有意思！

    历史早有“姑娘学”。所谓“姑娘”，就是好看的女人。每一个女人，不被人看到而又至为重要之处，即她的“私处”——而这些“私处”，多又被人遮蔽，或谓之“君子不耻”！

    阮大铖被模糊，被删节，必定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历史不是让制作者看电视剧，不是让观众娱乐。清朝统治者远非善类，而我们对明史的研究，又喜欢标榜学术。其实，即便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也能比纯学术的解读更接近史实。生活于独特历史环境中的阮大铖，蕴涵深刻。考辩其一生事实真相，对认识和解读明季乱相，窥探明季的世态人心，检讨着明亡的政治得失，修正中国文学史（戏剧史）的缺失，均不失意义。

    自十年前研究《阮大铖戏曲四种》始，凡是十年。现于浮山，终成此稿。而于斯研究，并非为之“平反”、“鸣冤”。但“中国文学史”，则不该忽略中国或文学。当然，“中国文学史”人海泛浮，历史从来就不在乎少一人，也不在乎多一人——哪怕帝王将相，哪怕风月才子，就象请人吃饭，多一个无非是让小姐添套餐具。

    在此后诸讲中，分别就阮大铖的家世、是非、交游、诗歌、戏剧展开。相关史料，列为附录，供有识之士参与。考虑行文的连贯，相关引述亦只作简单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