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与钱秉镫的是非恩怨

“是时，流寇大起盘踞江北，濒江人皆渡避寇”（钱秉镫《先妻方氏行略》）。根据《流寇志》的相关记载，张献忠时在桐城大肆屠城。乡里生怨的阮大铖、钱秉镫、方以智诸人，便先后避祸移居南京。聚居南京的东林少年，以《留都防乱公揭》驱阮，虽然钱秉镫、方以智均未在该揭签名，但阮氏认为是吴应箕主笔，方以智主谋，与他们交往密切的钱秉镫自有干系。其后，何如宠病逝南京府第。何如宠是明季最具威望的桐城人，在公祭何的公共场所，六皖之士间相互口诛笔伐，阮大铖与钱秉镫之间的矛盾公然为水火。

甲申之变后，阮大钦与马士英等人拥立福王，钱秉镫又参与了史可法、姜居之等谋立潞王的活动。这时的阮、钱关系，又由个人恩怨转为政治对立。阮大铖进入弘光朝后晓有权势，对东林后人由避让转为报复，钱秉镫也是名列期中。 阮大铖对东林后人残酷打击，对钱秉镫却并未穷凶极恶，其间很可能还是为二人的世戚关系所左右。否则，并未远躲深藏的钱秉镫，其妻都能寻觅到他的踪迹，阮大铖的手下肯定能将其捕获。

永历五年，效命永历小朝廷的钱秉镫剃发为僧，后辗转回乡，其名亦改为钱澄之。更名中的易“金”作“水”，某种意义上表明了钱澄之对明、清易代的认同。经世之变中的这种豁达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钱为习易之人，能从宇宙之变中通达国变之理。另一方面，钱澄之阅历甚广，亲身体验过明季的黑暗，并无后人留恋南明的想当然耳。如果明朝延续，百姓无疑是水深火热；倘若流寇得势，百姓决然是人间地狱。有清代明，也算是时事使然，容不得百姓作乌托邦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