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泻私愤

满怀怨恨地归去来兮，对政治前途的期望与失望，使阮大铖开始对东林尤其是左光斗，产生直接的私人恩怨。

左、阮二人，不仅同是桐城邑人。左、阮二氏，亦是地方世代姻亲。左光斗与阮大铖，本来也因此关系紧密。但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左光斗最终放弃亲友之情，认同东林人对阮大铖的抛弃。所以，阮大铖最初的怨气，便发向了左光斗的身上。

《明史》记载：“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

与亲友议起京城时事，阮大铖的此番忿恨之言，不仅直接表明了自己与左光斗之间恩怨已生，也隐含了阮大铖对左光斗事实作为，以及在政治斗争中孤注一掷行为方式的不赞成。

崇祯四年诸党派之间的决斗，左、阮的形势判断肯定是绝然相异的。阮大铖的基本判断，就是无论哪一方都胜负难测。所以，他“每进谒（魏忠贤），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人，要回名片，为的就量不留把柄。阮在几次得官后，又都毅然辞去，同样是出于相同的政治形势判断，不过深地卷入哪一派系。连形势都还无法看清，此时的阮大铖，对左光斗只有怨语，谈不上事实上的政治攻击。

东林与魏氏之间的斗争，后来以东林的惨败告结，左光斗诸人果然狱死。东林一派如此不堪一击，魏忠贤如此风光胜出，应该也是大大出乎阮大铖及常人的判断。但阮大铖的此类泄愤之语，在东林再次得势后进入“逆案”的罪证，是很难成立的。

顾诚在《南明史》中有相关较为公允的评点：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真正原因是其后来出言不逊，处事失算，刺激东林人的痛处，彻底得罪了东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