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一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伍明春老师把我拉入一个叫“诗想长安，南方诗社”的微信群，让我一下子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些本已忘却的诗歌往事就像眼前一杯醇厚的老茶，回味无穷，沁人肺腑。

       上世纪80年代，那真是一个诗歌的年代，校园里的每一棵树下几乎都有诗人在写，如果不写诗歌就会被认为是死读书、书呆子，全国高校民间诗社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那氛围，也让长安山的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破土而出，它毫无疑问地成为那段激动人心的诗歌岁月中全国众多高校诗社的一个缩影。

         记得1982年某个冬夜，我与79级同学王建南、80级的庄伟杰等同学去给孙绍振老师帮忙搬家，就是帮忙把他收拾好的一麻袋一麻袋的书籍扛到学校门口的新宿舍里。他经常会给我们一些油印诗刊有《今天》、《北斗》、《夏雨岛》等地下刊物。这次他突然问我们：“你们几个爱写诗的同学，为什么不成立一个诗社与外校交流呢？”我和王建南、庄伟杰茅塞顿开，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之前中文系已经有一个《闽江》习作园地，但是，我们觉得有孙绍振这样的老师作为靠山，我们应该办一个校际的诗社，就叫南方诗社，而且应当在全国叫响。那时大学生社团都归学校团委管理，我因为经常参加校团委组织的书画比赛而且获得大奖，所以我与当时校团委吴永年书记比较熟悉，我们办南方诗社的想法得到吴永年书记的支持，那个年头校团委也是穷得叮当响，吴永年找来分管学生社团的副书记陈国英老师和我们对接，陈国英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听取我们的建议，向我们推荐一个人选，这个人爱写诗歌又可以帮忙解决活动经费的，我们喜出望外，在教师食堂边找到在学校总务处任职的李治莹，很遗憾的是他写的是古体诗，与当时朦胧诗潮相去甚远，但是诗歌需要包容，我们需要他，南方诗社筹备组就这样开始工作了。

         很快，我们在几个不同专业系别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在校园各个食堂四处张贴启事，给名流写邀请信，请范公荣校长题辞。福建日报的陈北辰和美术系的郑晨科设计会徽和会员证、音乐系的宋谨负责会场音响。紧张的筹备工作，使我们精力充沛、脚底生风，上课变成了60分万岁，下课倒像是正式工作的开始，仿佛在从事世界上最伟大美好的事业。就因为纯洁的诗歌艺术，那个时候我们所到之处，所求之人，几乎一路绿灯，一下子有160多人报名参与，人数最多时候有400多人。我们甚至在校团委的旧楼里，拥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轮流值班，征稿、接受报名、收会费。

             1983年1月13日晚上“南方诗社”在福建师范大学隆重成立，这是一个让人难忘怀的日子，经过几个月辛苦筹备，南方诗社终于诞生，成员来自中文系、教育系、外语系、政教系、历史系、艺术系、体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等所有系别，主要成员有：李治莹、陈嘉平、王建南、庄伟杰、黄静芬、肖春雷、林来发、宋谨、罗则庆、郑晨科、林如心、刘向东、张标银、黄鲤忠等等上百人（恕我没有办法一一罗列出所有诗友名字）怀着对诗歌的热情钟爱，在长安山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新诗风。

          成立大会来了许多领导，真正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大学诗社的成立，能够得到这么多社会名流的支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当年省文联万里云主席，省作家协会郭风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张次愚、宣传部长黄政，副校长黄寿祺等领导，蔡其娇、刘登瀚、朱谷忠、陈侣白、蒋夷牧、陈钊淦、陈金水、潘秋、王性初、林祁、中文系俞元桂、陈祥耀教授、孙绍振、林海权、李少园老师等等都是我们的顾问。我们的青春遇上了火热的诗歌大潮，遇上了福建这个深厚的有开拓精神的人文环境，在那个年代，只要我们想邀请的前辈，都会得到他们的关怀，一个大学生诗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这天晚上注定是个不眠之夜，福建师大的大食堂外人山人海，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外，窗户外，因为诗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人，有的甚至爬上了树。

          南方诗社成立以后，我们立马出版诗报《南风》创刊号，铅印了3000份，一抢而空。从油印到铅印，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有正式刊物的意思。我清楚记得征稿海报一经贴出去，我的宿舍每天都门庭若市、川流不息。甚至顾城等朦胧诗代表人物都给我们投稿了，祝贺南方诗社成立的来信来稿，堆满我们小小的办公室，我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充满使命地选稿编辑排版、跑福建日报印刷厂印刷。

          作为首任诗报《南风》的主编，我倾尽所有热情和优美词汇，通宵达旦躲在宿舍的蚊帐里，一口气写了发刊词——《南方，有一股常绿的风》，开篇这样写：

         “南方，一棵生命常青之树，眨动那些幼嫩的叶片，掀起一股翠绿的、温润的风，闪几条波纹，在那常绿的青山。

           南方，从她柔和的土地上，带着细腻而凝重的感情，抚过棕榈敏感的触角、沿着执着追求的小路，表现她可爱的性格和熏人的形象。

            也许，没有像她生日那样隆重，她使我们感到年轻；

            也许，人们的心灵缺乏的正是诗（散文太多了）而表情却太生动，而她能够使我们感到骤然的诗意。

            也许，人们都热爱诗，因为这就是热爱人生。

            也许，这棵希望的种子，在生命的最初旅程中，她，还很幼稚，但是只要大家爱护、共同努力，难道诗碑上不会镌刻她的名字？-------”

           我小心翼翼抄了一遍，一路小跑地奔向孙绍振老师家，希望他能够帮忙修改，我还斗胆要求以他的名字刊发，他可是朦胧诗人们最最认可的诗歌评论家，我期望以他名字刊发，就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可以争取得到全中国诗歌同仁的认同。孙绍振老师看了发刊词，毫不犹豫地签上名字，哈哈大笑说：“可以用我的名字刊发，只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才不会如此抒情使用这些优美辞藻呢”。

             我发自内心感谢孙绍振老师，自1981年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诗刊发表，他实际上受到广泛的批评，可是他总是那么乐观，那么热情支持年轻人。是他给南方诗社做第一场现代诗歌创作讲座，他那幽默有点尖厉的声音，深刻地撞击了我们的心灵，讲到精彩的地方，我们诗社包括几百号听众，有节奏地敲响桌子，那种共鸣声，到今天还在我的耳畔回响呢。

           南方诗社也组织采风活动、对着一朵桃花，一弯新月，即兴创作，互相讨论习作，偶尔也会吵吵闹闹，彼此不服。特别是周末那一场又一场的不同主题的诗歌朗诵会，大家轮番上台，拿着自己原创习作，对着话筒，倾诉着我们对诗歌艺术的热情，那呐喊声，盖过了所有周末舞会，我记得当时在福建电影厂工作的蒋夷牧老师应邀前来参加朗诵最受欢迎，他那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可谓是声声入耳，今天也没有忘怀。

            往事如烟。

            从1983年初全国大学生第一份铅印诗报《南风》创刊号出版，我在南方诗社主持工作不到半年，共出版了两期的诗报《南风》，一本79级毕业油印诗歌纪念集《棕榈》，我也就离开了长安山，分配到远离泉州城30多公里的南安国光中学当老师，南方诗社由庄伟杰、黄静芬、肖春雷、刘向东等人们接任，一代代南方诗社的同学，倾注了更多热情和才情，在福建甚至在全国高校影响日甚。

          谁能够告诉我， 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存在了多少年？我除了那半年的火热燃烧，以后的事情确实不得而知，南方诗社存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只知道她早已不存在了。是随着诗社成员的毕业换届而消亡？还是后来的大学生诗歌热情被喧嚣的市场大潮冲走？也许还另有其他原因，我无从知道。就我个人，也在上世纪90年代搁笔，为生活计，与稻粱谋。但是不管我从事什么，诗社的经历，对诗歌的热爱，让我内心深处没有彻底地沉沦。所幸的是从南方诗社走出了不少诗歌情怀的人才，恕我不一一展开。

           今天，朋友邂逅，当我介绍这个人是诗人时，他马上回答：你才是诗人、你妈才是诗人，你一家才是脑残诗人呢！而回想过去，当年我们在同学中被人称作是诗人时，该是多么的荣耀与自豪呀。

            文学起源于诗歌，诗歌不会死亡。那个诗歌可以打动人们心灵的获得尊重的时代过去了吗？

            我一直不太明白，这30多年，诗歌发生了什么？南方诗社还能够恢复吗？我们激情燃烧的诗歌岁月，还会重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