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城有个奇特的古迹，那就是这石笋，它位于泉州城西侧临漳门外三千坛接官亭附近，龟山西南麓。石笋是由五段圆柱体花岗岩雕琢垒叠而成，下段较粗，上段较细，末端略作尖锥状，其状如巨笋耸立，通高3.10米，底座周长4米，俗称石笋，又名为“石祖”。

其南为晋江下游，滔滔江水从石笋旁边迂回而过，奔泻入海，就因“石笋”之故，这段江水也就有个别名叫“笋江”。

石笋西南侧有一座古桥，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俗称浮桥，也因此又叫做“笋江桥”，可惜这座宋桥近年被毁，要是在别的城市，早已重点列入海丝世遗申报点了。

         乾隆《晋江县志·卷15·杂志·古迹·石笋》有关于石笋记载：“石笋……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

       史料记载，这个高惠连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任泉州太守，时31岁，生有二子一女，时值身强力壮，不可能因私憾（阳萎）而击断石笋。击断石笋的最大可能是：作为形似男性的外生殖器之物立于车水马龙的大道旁，被认为有伤风化，因此而遭到击断……

      那么府志为何记载“私憾”？

      原来高惠连的女婿叫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高惠连因女婿吕惠卿参与变法失败而受牵连，使他后来也成为朝庭的“反派”人物，以致其身后的有关文字记载中都以低调处理。传说高惠连因“私憾”而做了两件为后来社会舆论所无法原谅的事：一是把原位于泉州城南之东的府学西迁；一是把竖立于笋江之畔的石笋击断为二。人们因此把日后泉州地区“衣冠遂减畴昔”的责任追究到他的身上。

       其实，高惠连活到90多岁。在泉州期间致力于政事，科举兴旺、风调雨顺、百姓安康，正因有了显著业绩，《安海志》中尚能查阅到宋朝宰相王安石为高惠连写的墓志铭。可想而知，一朝宰相为一个郡守写墓记铭，在封建时代是非同寻常的。因此，说他“私憾”纯属无稽之谈。

       然而关于石笋的年代，由于高惠连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在泉州任郡守，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北宋以前的遗物。石笋自被高惠连击断之后，直至南宋才有人补接复原。那是由于石笋在南宋被认为是关系到泉州人仕进发达的大事，所以即被民间修复，故乾道五年（1169年），泉州知州王十朋才有咏石笋桥的诗句云：“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估计后来因修复不固又复倾覆，故文献记载明·成化中“郡守张岩补而属之。今岁久苔生，渐渐不见旧断之迹”。“郡守张岩补而属之”时，位置可能有所变动，至1986年重修，才恢复其原位并保持原有的高度。

    综合学者专家考证分析,此奇特之石笋,很可能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生殖器崇拜之物，与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正中两根绿辉岩石柱上的印度教“湿婆图腾浮雕”上的生殖器图案同一源流。如果此说能够确立,那么这枝石笋之雕制谅系唐宋印度教传入之物。

元.释大圭《石笋诗》云：“危石入青云，上有千岁木。 我来卧其间，天风响岩谷。”

明.黄克晦亦有七绝《石笋凝烟》赞道：“一片云根天琢成，锦萌含箨绿苔生。烟中千古亭亭立，何必便（女字旁）娟映水明。”　（[注释]“云根”喻石笋，“云”言其高，“根”状其形。锦萌，色泽也。）

对这根“石笋”，学界前辈、地方史家均有研究：

陈泗东先生(1924-1994年)曾评述高惠连事迹涉学宫石笋；

傅金星先生(1928—1996年)则以石笋释山川民俗。

而不少中外学者则坚持认为石笋是印度婆罗门教在泉州的早期遗物，是印度教徒的崇拜物“林伽”。因为泰国首都曼谷王宫附近，就有一座印度教寺，也有一根石笋，但通高也只有1.30米左右。

      在印度传统的性文化中，生殖器标志物是以呤咖英和湿婆神名义出现的。在吠陀传统中，性是人生轮迴的关键，是永生终结的。人们对性的信奉和拒绝是決定灵魂存亡的，性与宗教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故其教派崇拜物以男性生殖器作为再生的象征。

　　宋初，泉州人认为这个印度教的“石笋”与民间的风水有关，因为它既象征着生命的再生，与婆罗门教湿婆神袛的功能是一致的。后来泉州“石笋”的崇拜融入民间信仰，人们认为对它崇拜可以人丁繁衍，仕进发达，所以这个印度教的石笋能保存至今。

      在中国文化古城，拥有印度教寺和印度教石刻如此众多，恐怕只有泉州城一个。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国外不仅有物质上的交流，而且有精神文化上的交流，外来宗教文化的传入，就包括了印度教，故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

    石笋受江风吹栉已逾千年，1961年就列为省首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石笋是于解放初移动约七八米，才位于现址。移动前，据说石笋下面还有个基座，是由两块花岗岩石叠在一起，中间凹下，近似印度教女生殖器象征物＂磨盘＂。作为印度教在中国的遗物，石笋未引起重视，实在遗憾。

       石笋无疑是北宋之前的遗物，具体时间无考。有一个说法，即史前之说。有些考古学家根据它经过铁器加工过，推断它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四千年前）晚期铁器出现以后的产物，是不是原始社会的遗物？笔者认为汉代泉州地区，尚属闽越族为主的原住地，并未真正开发，对于堪舆术也未予重视。而唐代中期的泉州则已建城，发展较快，成为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海交贸易中心，泉州的石雕艺术在唐代也已初兴，所以石笋始立于唐代更为确切。

      历年来，泉州学者对石笋的研究有几种不同见解，列于下供参考：

第一种认为是男性生殖器，名为“石笋”，实是男性生殖器的雅称（“一片云根天琢成”），故泉州人又称石笋为石祖，它是原始社会古百越人对性生活和生殖的不理解，出于对男性生殖器的图腾崇拜而建造的。早在北宋，石笋已融人民间信仰，而长期以来，又主要是以信仰民俗的形态而存在于民间的。俗信崇拜这石笋，可使不育妇女怀孕，也可使家畜繁衍，五谷丰登。通过膜拜石笋来促进人口的繁殖和物质生产的发展，这正是生殖崇拜所具有的两个主要功能。

第二种是印度教的“林加”说，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览馆”之誉，唐朝的泉州就是一个开放港口，有不少印度人来到泉州并带来印度教（婆罗门教）。泉州曾发掘到元代印度的“番佛寺”，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象征古代印度婆罗门教湿婆神祇功能的男性生殖器“林加”（印度语linga译音）和女性的生殖器“磨盘”，只是石笋的年代更早。因此有人说它是该教生殖器崇拜在泉州的遗物，与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正中两根绿辉岩石柱上的“湿婆图腾浮雕”上的生殖器图案同一源流。笔者倾向此说。

第三种是镇煞风水、泉州人惑于风水之说，对石笋的功能还加以进一步发挥。有人认为，石笋遥对双阳山之正中，双阳山状女性之双乳，地居北属阴，致泉州“阴气”太重，故以象征阳具的石笋在南为阳来破煞，以求阴阳合一，万物繁衍，并据此推断系堪舆家的杰作。民间称清源山是“山公”，紫帽山是“山母”，二山交会于笋江，但“山公”卑下，“山母”隆起，故堪舆家认为需建此阳物即石笋，以振乾纲。

第四种是水神崇拜，还没有查到进一步的说明。

    石笋也被认为是关系到泉州人仕进发达的标志物。

    不过，笔者虽非文博专家，但以印度教林伽说为真，留此文字，实乃抛砖引玉，求专家深入研究这神奇的石笋，还其本来真面目。

      石笋公园内的另一著名景观是浮桥镇黄甲街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泉郡接官亭”，黄甲街和拐角街在上世纪90年代改造街区拆了，非常可惜，那是一条真正的古街，古驿道，现在成为旱闸和石笋公园。

     “泉郡接官亭”，创建于宋朝，传说为迎接宋幼主莅泉而建，明朝万历年间重修，乃古时官员出城迎接上级官员之处。郡志载，宋庆元四年（1198），临漳门外有甘棠、棠阴、龟山三桥，三桥尽处有古接官亭，供奉观音菩萨，亦称观音大士亭。宫内现存有明朝探花、书法家张瑞图亲题对联一副，“火宅莲花众生非异相，金身茎草百派想归源”。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李光缙作碑记、浮桥名人张允渠集王羲之手迹的《观音大士像记》一幅，历代书画家蔡晏等“竹画”四幅，以及明清木雕等，均为历史珍贵文物。公园内的山川坛和甘棠桥、龟山桥、棠荫桥(俗称“三桥”)等文物名胜历史遗迹随处可见。

     泉郡接官亭边的临漳门当时是泉郡西南边的“新门”，附近有龙头山，故又唤作“龙门”。古代人讲究风水和吉名，“龙门”被认为是大吉之地，所以不管是京城里来的高官，还是周边省府来的大官，都会坐船故意绕远道，舍下较近的东门和南门不走，偏偏要走这西南边的“龙门”。至于古代接官有何具体民俗？是否接待过外国贵宾、船长、外国商人？相信研究下去，也很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