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师很年轻，才二十来岁，教我们数学。上课的时候，扛着一把木制三角尺，雄赳赳地走进来。因为个子矮，三角尺显得特别硕大，扛在肩上，让人觉得她高深莫测。她有两个显眼的门牙，之间距离过分开阔。所以她不能笑，否则人家会觉得她特别得意忘形，毫不谦虚。当然，她很谦虚，很少对我们笑。但是，余老师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喜欢穿白衬衣，印象最深的则是衬衣里面常常透露出更白的乳罩，这在我看来是很惊奇的，它经常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私下里一般叫她“奶罩子”。[1]

在教学方法上，开始我没发现余老师有什么不同寻常。象我小学时的江老师那样固然不如，甚至还比不上蒋老师。她喜欢在讲台上放些小圆粉笔头，可能是她男朋友帮她准备的。因为她男友我们见过，长得又矮又白，真让人受不了，我个人认为他除了能干点把长粉笔截成短粉笔这种委琐勾当，什么也干不了？余老师每次上课首先把粉笔头倾泻到讲台上，一旦她看谁不惯，粉笔头就从她手里飞向谁。搞得被击中的目标很没面子。由此可见她治理整顿的手段比蒋老师差一截。蒋老师在惩罚你之前，只是用死爷的话先吓唬吓唬。让大家知道羞耻，至于谁愿意死爷，那是自取其辱、大逆不道，我们也不能怪她言之不预。而余老师却不给你机会，在你想知道羞耻之前，粉笔头就已经击到你的脸上，你已经受辱了，已经没面子了，那谁还在乎，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她这就叫“导之以刑”，我因为经常注意她胸前雪白的乳罩，心不在焉，挨了不少粉笔头，也逐渐养成了鲜廉寡耻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倒是占足了便宜。比如单位评职称、分房，由于我溜须拍马，点头哈腰，鲜廉寡耻，恬不知耻，深得领导的赏识。年纪大了，我读了很多书，才开始明白，原来余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法也是有名堂的，在心理学上叫“厌恶疗法”，科学依据是：如果让一个人经常接触他反感厌恶的东西，他以后就会慢慢适应这东西，对这东西就会不反感不厌恶了。我们本来无疑是要面子，反感不要面子的。余老师却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实践没面子的生活。让我们在潜意识里埋藏下了没面子的种子，在适当的时候生根发芽，变得毫无面子，然后在关键时刻去夺取想要面子很害羞的人夺取不到的东西。曾经有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看透了中国人的弱点，写了一部书，盛称我们国人的劣根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批评中国人死要面子，好象是为别人活着的。鲁迅当年很赞赏他的这个发现，三次致意中国人应好好读读。可见，余老师的教育方法也是高层次的，是看透了国人的劣根性而归纳出来的，未必就真的逊色于江老师和蒋老师。只是我当时年幼，不能吃透其中的精神罢了。

可惜时光流逝，我们升上高中，不久就没有她们的音信了，至今很想念。不知她们在教学方法上有什么新的突破没有。

暑假过去，我来学校报到。早就知道学校给我们派的新班主任是黄老师。据说他很厉害，带的班高考录取率一向最高，他原来在一个农村中学任教，因为出了名，我们学校专门把他请了来对付我们。我进教室的时候，黄老师正忙得满头大汗，填名单，收钱。轮到我了，他抬起头，问过我的名字，说：“你先在一边等着。”

我就在一边等。同学们都报完了。黄老师才向我招手，我受宠若惊地来到他身旁。他说：“暑假你为什么不来补课。”我不好意思说自己家里穷，在那时候，穷虽然已经不被认为是高尚的事，但还没达到现在被认为是极其可耻的地步。只是我高瞻远瞩，已经预测到穷是可耻的了。于是我回答：“我忘了这件事。”当然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可笑的谎。我原也没指望让黄老师相信，可是，在这时候，不开口是不好的，会被定性为目无尊长。我还能找出什么理由呢？我又不能说自己学习成绩好，不需要补课。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我不能丧尽廉耻地瞎说。难道我就不是人吗？

好歹我是赖着报了名。第二天，重新排座位了。老骡跟我说：“我们还是坐到一起罢。我们去跟黄老师说说。”我严词拒绝了：“你自己去罢。”我和老骡同桌已一年了，感情很深。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背淫词艳曲。只是老骡这小子很狡猾，他三心二意地背，我一心一意地背。到头来他的正经功课也没耽误，门门功课都是优良。我则都是勉强及格。这也怪我自己，有一个什么学者说：“做学问就是要一心一意。而且，一心一意也未必做得好。我绝不相信，一心一意都未必做得好的事，三心二意反倒能做好。”我一度很相信他，背淫词艳曲虽然不是做学问，但我想做好，不敢丝毫分心。但是老骡分心了，老实说，而且不比我背得差。我想把老骡介绍给那学者认识，他就会傻眼了。事实上后来这种反证我见过很多，在大学里，一些天天龟缩在家里假装很用功的家伙，一年到头往往拿不出多少论文出来。而很多事物繁忙、应酬广泛的老师几个月就有一本专著。人家的时间哪里来的，从海绵里挤出来的。我那时得出一个结论：人应当象小马过河一样，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可我确实还想跟老骡坐在一起，于是鬼鬼祟祟地跟在他后面。黄老师在前面指手画脚，老骡说：“黄老师，我想跟褚枕石同桌，褚枕石是差生，我想帮助他上进。”

黄老师哼了一声，说：“不合适。你跟他不合适。我自有安排。”

老骡萧萧地叫了两声，还想罗嗦，黄老师不耐烦地挥一挥手，和他作别：“待会我跟你解释。你的目标是考大学，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

老骡茅塞顿开，他奔驰回来，欣欣然有喜色地跟我说；“黄老师不同意。”他见我神色不善，目露凶光，又安慰我：“虽然我们不同桌，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比赛背诗词。”

我决定不上老骡的当了。我从书包里翻出所有的诗词书，几把撕得稀烂。老骡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似乎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他摘下他的厚凸透眼镜，想把眼睛刮出来，用他油乎乎的袖子好好擦一擦再看。我心地善良，只好立即制止他这种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并特意在他鼻子底下撕了两页。他这才确信不疑，戴上眼镜，萧萧叫了两声，奔驰而去。老骡逼我搞军备竞赛，想从精力上拖垮我的策略被我英明地彻底粉碎了。我坐在黄老师分配的教室的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循规蹈矩地履行黄老师给我的刺激疗法，在教室的角落里，开始一心一意地学数学、学外语。一年后，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快要和老骡比肩了。黄老师发现他的刺激疗法已经奏效，及时把我安排到比较前的座位，和老骡重新同桌。免得我用药过当，产生诸如心理变态之类的抗药性。在黄老师的细心照料下，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老实说，和我以前接触的诸多明师相比，黄老师的教育方法算是最差的，是最急功近利的一种。除了让我们找了一块敲门砖，敲开了大学的大门之外，对我人生没产生什么的大影响，那块砖我马上就扔到爪哇国去了。而且，他的刺激疗法也算不得一项发明，西汉的时候，江苏的一个地痞流氓就用过，结果是产生了西汉开国三杰之一的韩信。而黄老师用得再好，不过产生了一个普通大学生。虽然黄老师因此可以多向学校要一份奖金，但听说似乎不大多，才百十块钱，现在也早该用完了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