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概是所有人童年时的欢乐之源，我也不例外。

除了规规矩矩的爱国、人民、东方红、儿童电影院之外，七十年代末，各个工厂也相继建立了他们的电影院。每天上下学的时候，我就要经过两个：公交公司和江西印刷厂。江印的电影院比较早，我在那里看过电影《流浪者》，但说实话，看不懂，不知所云。而且它的影院大概是会场改造的，比较粗糙，最离谱的是有很多柱子，买的座位不巧，就会被柱子挡住，只能歪着头看。所以，后来它自己也羞惭地关门了。

公交公司的迅速取而代之，它除了略小一些，没有楼座之外，其他的和城里正式的电影院毫无区别。那里承载了我童年的无数如花记忆。《三笑》《画皮》《405谋杀案》《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等等，几乎都是在那看的，可能总数有一百多场。每天经过公交公司门口时，我就要引颈翘望，看看它贴出了什么新海报，如果是戏曲片，就去向外婆报告，她一定会兴趣盎然，我承担买票任务的同时，也少不了自己一张。武侠片呢，则报告舅舅；伦理片呢，妈妈；其他片，小姨。总之，亲人们是我用之不竭的影视资源，我见人打卦，几乎总能随心所愿。当然，有一个人必须要避开，那就是我的铁公鸡爸爸。写到这里，我很想口诛笔讨，对他给我童年带来的创伤清洗一下，但由于本文的主题不在这，我想还是拟撰专文比较好。

后来又有一个地方出现了——江西电机厂电影院。它的具体崛起时间我忘了，只记得在里面看过一次《精变》，搜了一下豆瓣，83年的电影，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由于年龄的增大，回忆起来已经不那么浪漫，所以没什么好说的。但在这里体验过的一次暴力却无论如何永志不忘。

据说国外的电影都分级，有暴力镜头的，儿童绝对不许观看。在中国却没有这规矩，且不说我们从小就受爱党主义教育，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观看内战片，以证明党的伟大。而这些伟大，其实也不过是暴力上占了上风，这样，从小我们就不懂得怜惜弱小的生命，恃强凌弱成为人生的第一法则，我自己不清楚用烧红的铁钳烙死过多少蚂蚁，也不知道玩死过多少金龟子、知了和蜻蜓。好在身体孱弱，没有资格欺负过别人，并非不愿，而是不能。但也本能感受过被暴力欺侮的痛苦，只是不知道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罢了。

我曾说过自己恐高，但总不能永远游离于组织之外。所以，经过多次训练，我终于可以应付普通的高墙了。那天，当我和优等生小龙、留级生小应一起翻墙进入电机厂，刚跳落墙根之时，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便拦住了我们三人，都刚刚发育的样子，个子比我们高一截，浑身上下充斥着由于缺乏信仰而勃然的暴力气息，像乡间主干道两旁的野草一样，灰扑扑的强劲。

“翻墙跑这里干什么？”一个问，带着邪恶的笑容。

“买电影票。”留级生小应怯怯地说，虽然他在班里是我们的老大，但在这两个少年面前，却战战兢兢。

“把钱拿出来。”另一个呵斥道。

中国的战争大多数是不义的，目的不过是钱财和妇女，这两样非通过打仗不能办。当然，碰上弱国为了苟安，只能委曲求全，割地送钱和美女求和。然而这在国家则可，在我们则不可，因为这点钱是为了看电影的。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似乎看电影还是足够重要。

于是只能打。

两个少年轮流上前，各抽了我们几记耳光，我们一动不敢动，他们这才心满意足，道：“下次不许爬墙了。”挥手让我们走。我这才发现，其实他们还没坏到抢劫的地步，只不过时光于他们太过无聊，打打人，欣赏一下弱者屈辱的样子，很能带来一些快乐而已。

昨天看陈凯歌回忆录，他回忆自己年轻时，文革时期在同伙的怂恿下，一起用力抽打别人耳光时，他这样写道：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他还提到一位台湾朋友，说看见大陆的乘务员在火车上当着孩子的面欺侮一位父亲，以为这样一来那孩子便无法做人时，不禁苦笑。确实又能如何，中国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在按照教科书和主旋律电影的方式在培养“人才”，并且自得其乐，谁又能操得了这份心。

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随着领袖高呼：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外人没有资格指手画脚。

呜呼！一个如此别致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