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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给我一本《收获》,指着上面的一篇小说:“这篇很好!很有特色。”
我读了几行,立刻沉浸了进去了。小说叫《超导》,主人公全是高智商的知识分子。有位数学家,竟然还跟着个老仆,真是卓诡不凡。对话中,则多通过小故事来阐发自己观点,像禅宗的机锋。我是崇智主义者,觉得写这样小说的人,一定智商很高,他叫钟道新,因此一直以来印象很深刻。
然后过了十多年,对文艺的爱好虽然不减,却没有太多时间阅读当代作家的小说了,钟先生的作品自然也很少遇到。后来我的小说《亭长小武》卖给中影集团,中影集团竟然邀请了钟道新先生来改编剧本,让我又惊又喜。我当年的偶像,竟然成了我小说的改编人,那种荣幸,实在是很难言表的。
而且更巧的是,不久竟然又见到了钟先生本人。
那是去年暑假,我被学校派去太原函授课,因为好友涑水君是太原人,于是问她太原的名胜。她那时有事不能回乡,就热情委托她父亲,山西文联的毕先生招待我。毕先生极为热情,特地告诉当时是山西文联副主席的钟道新先生,接下来毕先生通知,说钟先生想约请我吃饭。
于是在杏花巷太原教育学院的门口等,不多久,钟先生、毕先生坐着一辆小车到了。上车,到了一个宾馆的包间,钟先生极为客气地要我点菜,席间言谈甚欢。在长者面前,我一向也很拘谨,钟先生却谈笑风生。我平素交往的多是学院里的学者,不论多么饱学,言谈却极为循规蹈矩,连骂人的话都很单调。以往的同学也有些爱好文艺的,却又多轻狂而昧于事理,现在想来,也不过是青春的激情所致。像钟先生这样年龄而又狂放不羁的,从未见过。三句话夹带一句脏话,却丝毫不让人觉得可鄙,适足于为他的妙语助威。这就是典型的文人,我不知道自己的气质是靠近文人多一点,还是学者多一点。总之在此时,我觉得一个文人辞彩和跌宕思维的魅力,要远超过沉郁博赡的学者。人只有这样飞扬不羁地生活,生命才不算虚度。杜甫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文艺也一样,一个人一生中能创造出一句天上才有的诗歌,那才是生命。这倒不完全在于这诗歌有什么意义,而在于能写出这样诗歌的人,一定能天才洋溢地活着,这样的生命是绚烂夺目的。
我说了大学期间对他的仰慕,他说自己从小出生在清华园,父亲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在清华时,邻居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天,也难怪他会那样写小说了。他也是一个完美的崇智主义者。
夜永酒阑,杯盘狼藉。他特意认真地问道:“您吃好啦!?”让我感动得措手不及,这大概是他从小在家庭中渲染出来的礼貌罢,无论对卑者,还是尊者,都是如此自然。这是那天最深刻的一个记忆。之后他吩咐侍者给我拿来两瓶汾酒,说可以自己喝,可以送人。这些场景也历历如在目前。
很快我结束了在太原的函授任务,临走那天上午,我去毕先生家里辞别,又接到他的电话,说叫我去他家聊聊。他家四壁摆着精装的一套四库全书,指着跟我说:“这些书都是摆样子,我看也看不懂。”这当然是谦虚,又或者有几分实情。但向来最自信的人,才敢于说这样的话。浅人是绝不会承认自己有知识盲点的。
回北京后,我给他发过邮件,又记过自己出版的新书。十月一号那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聊天,我跟他谈到为中影集团写剧本的事,他提了不少建议,总共聊了近一个小时才罢。
我的性格一向不喜欢攀附别人,所以也没想到给钟先生打电话,只是逢年过节,会给他发短信问候。我想,他还不算老,我也年富力强,以后见面讨教的机会还有,可是没想到涑水昨天晚上告诉我:“一个震惊的消息,钟道新先生,今天中午,去世了。”
“应该也属于心源性猝死之类的。”
“他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家,挺正常,今天上午出去转了会儿,走到巷子口,就倒下了。”
“多么有天分的一人啊!”
“……”
这着实是令人震惊的消息,然而我现在只能在这里缅怀了。也许该骈四骊六地写一篇墓志铭,可是我并不很清楚他的生平,能回忆的只有此了。
仁厚而黑暗的地母啊,愿他在您的怀抱中安息!他不是凡庸的人,愿您多给他一点关爱。这天地之间,每个人的肉体的生命是平等的,但他们的灵魂不应该平等。
呜呼哀哉,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