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孟宪实，不过是前年的事。当时正值暑假，我接到师弟赵长征的电话，说给我介绍一个师兄认识，说他是《贞观之治》的编剧。我一向不看电视，但对于历史的爱好，让我立刻打车到了北大南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孟宪实。

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在南门对面的九头鸟，那时我的小说《亭长小武》被中影集团买走电视剧改编权不久，对于历史和电视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开始关注，从老孟那里知道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也知道了他写《贞观之治》的辛苦，特别是和人合作，有很多无可言说的难处。吃完饭，意犹未尽，我们又转移到附近的一个茶馆继续聊，兴起时，甚至有成立一个工作室，专门写历史剧本的打算。但那时长征还在韩国教书，只是放假才能回国，所以暂时只是个想法，期望等到长征回国后再说。然而第二年，广电部下令，限制古装剧尤其是戏说剧的播出，我的《亭长小武》的拍摄计划也因此搁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写其他的历史剧又能如何呢？起先老孟还热心地向中影推荐我写《文景之治》的历史剧本，我为此写了两万字的提纲，限播令一下，一切计划都中断了。只是由此可以看出老孟对朋友的热心，以及他自己想向大众普及历史的理想。今天我们看到他写的《贞观之治》，可以看出其中历史细节的表现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光是一杯赐死的毒酒，唐朝叫“金屑酒”的，剧中果然也在杯中漂浮着金屑，试问近年来哪部历史剧能有这样的严肃和细心呢？可惜，这样一部好的电视正剧，却没能上中央一套，倒是一部叫做《贞观长歌》的戏说剧，却打着历史正剧的幌子，占据央视一套的黄金时间两个月之久，这不知算谁的悲哀。

后来为了《文景之治》剧本大纲的事，我们还多次在邮件里讨论，我写好提纲，经过他看后，提出意见，我再修改。他是纯正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又有写剧本的经验，从他那里我获益不少。我自以为熟读《汉书》，对汉史还有点了解，不料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给我分析了许多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历史事件，勾勒出其中蕴含的深邃的道理，这又不是我这种中文出身的历史票友所能企及的。

第二次见面是在前年冬天，长征从韩国回来，约我一起去世纪城老孟住处附近找他，后来在一个茶馆里见了，那天老孟的夫人也在，聊得很晚，都是关于《文景之治》的事。回去的时候，大路上空空荡荡，寒冷刺骨，所以印象深刻。

去年初，我的新书《婴齐传》出版，想请他写一个书评，于是约了他和赵长征、王峰等人一起吃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还有别的事，这次吃完饭就告辞了。没过多久，他给我发来了书评，题目叫《历史小说写作：没有准备请你远离》，后来这个书评被台湾馥林出版公司看中，拿去当了《婴齐传》繁体字版的推荐序。

第三次见面仍是我有求于他，当时出版商要给我的《婴齐传》搞一个签售会，我知道自己的小说是小众读物，但是想到即使卖不动，该做的宣传还是要的。出版商让我请两个德高望重的人捧场，我就想到了老孟，以及孔庆东，给他们打电话，其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的，不料他们虽然忙，都还答应来。于是那天我坐在中间，左边是孔庆东，右边是老孟，他们的口才都是远非我所能及的，事实上那天多亏了他们侃侃而谈吸引了听众，否则估计将场可罗雀。之后，有人提醒我道：“你真有面子，左边是孔，右边是孟，两大圣人的后裔啊。”我才恍然，颇有点虚幻的喜悦之情。

之后我至今再也未见老孟，只是通过两个电话，第一个是他受托让我去给民族大学博物馆学的学生上古文字学课，我本来懒散，本校的课都是能不上就不上，哪里愿跑那么远，加上那课还安排在早上，对我这个睡惯懒觉的人来说，无疑是炼狱。但是老孟开了口，自然不能拒绝，于是披星戴月去上了一个学期。另一次是不久前，他推荐我也上百家讲堂……老孟就是这么一个人，有好事总不会忘了朋友。

因为我平时几乎不看电视，也自然不知道他已经开始在百家讲堂讲《玄武门之变》。有一个午夜，我实在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视，又百无聊赖地换台，突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台上侃侃而谈，我一惊，这不是老孟吗，于是听了下去。他在电视里似乎比平时拘谨些，我想，对着摄像镜头，总会有些让人难以随意。淳于髡曾说，他当执法在前，御史在后的时候，饮酒一斗就醉；而当朋友交游之时，欢然道故，私情相语，则饮五六斗还余勇可贾。我和老孟接触虽然不多，但究竟有两次长谈，对他的学识还算有些了解，而且还曾承他送给我他自己的著作《汉唐文化和高昌历史》，我是真正诚心诚意认真拜读过，对他治学之严谨是非常佩服的，因此，我想，如果他能百家讲堂把平时的才识充分发挥，那一定能取得更大的影响力。据说老孟准备在百家讲堂讲《论语》，我尤其感兴趣，希望能尽早看到，一个历史学者，是怎么看待这样一部伟大而著名的经书的。

这比作为历史学家的老孟更让我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