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光在字里行间穿行时，分明能感觉到历史在时光深处的脉动。那些遥远的事件，那一段又一段或清晰或被遗忘的时光，如今已在纸上风干，但却让我们的回忆有了最真的依据。我们依稀能嗅到或陌生或熟悉的气息。60个春秋，多少波澜起伏，多少喜怒哀乐，我们从浩如烟海的老报纸中选择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几许版面，带你走进时光隧道，同时告诉你，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

    今年夏天，当我在苏州报业博物馆展馆（苏州日报社报史馆）被壁板上面这段文字迷住，以我早年20出头话剧演员业余专业培训班学员的台词功底大声地诵读起来，展厅里只有我和陪同我参观的刘文洪先生。

   “老王，写得还行吧，这些词都是我写的。”我转过头望着身边的刘先生，此时他的脸上竟升起了中年男人脸上很难见到的那种珍贵的腼腆红。

    1962年出生的刘文洪入苏州日报社工作已经23年，从一名记者做起，历任部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在同一家报社里从记者到社长，他始终保持着创业的热情和创新的精神，始终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展现了新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新时期报人崭新形象。

    如果说当一线记者时还是注重记者的职责、注重个人新闻采写的话，那么走上领导岗位后的刘文洪则是更多地致力于新闻策划和新闻改革，致力于改革创新增强党报的核心竞争力，助推新闻事业的发展。他从前台到后台，从演员转成导演，把自身的个人能量化成了推动报纸整体水平提高的动力，在报纸的各个版面间注入了不懈的追求和无数看不见的心血。他用自己的胆识、勇气和毅力把《苏州日报》办成了一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皆为一流的地市级党报。

    在从苏州回北京的路上，我不停地翻阅刘文洪送给我的专著《独坐黄昏》、《好说歹说》、《雪落无声》、《纸上年轮》，很难想象写出了这么优美的散文和言论的他竟只有大专学历；在新闻业务上他也是一步步攀登高峰，以双倍的获奖新闻数量获评高级记者职称。2002年10月，他荣膺江苏省“戈公振新闻奖”；2006年10月，他作为江苏唯一的地市党报代表成为中国记协七届理事；2007年7月，他当选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副会长。

     苏州是一座具有2500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又是处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名城。这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古韵今风，传统与现代美妙地溶于一体。而根植于这片热土的苏州日报社，在刘文洪的带领下同样创造了奇迹：连续6年获得9个“中国新闻奖”，尤其是包括一个难得的一等奖，这在全国地市报中可谓绝无仅有。近年来，全国新闻界特别是全国地市级党报前来交流学习的同行络绎不绝。2006年8月，中国记协组织“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研讨班的80多位代表专程来到苏州召开“苏州日报现象”研讨会。

     刘文洪说，他清楚地记得，1999年时，他的前任徐国保社长对他说，什么时候你们能拿个中国新闻奖回来，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还要重奖你们！那时，刘文洪刚担任《苏州日报》副总编辑，正埋头抓改版，中国新闻奖想都没想，感觉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也是很渺茫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报纸质量实在一般，在江苏全省都只能算中流，省年度好新闻评比有时竟没有一等奖。他知道要获大奖是必须以新闻质量的整体提高为基础的，所以他当时真有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劲头，从宏观的制定改版方案到微观一个标题一种色彩，他都是白天黑夜拼着命干，将改版进行到底。付出终有回报，今天他回头来看，真的很欣慰，也为昨天的自己感动。2002年，《苏州日报》的发行量突破10万大关，也就是在这年7月，第12届中国新闻奖揭晓，他们终于第一次拿到了中国新闻奖，而且一拿就是两个，一个是版面二等奖，一个是消息三等奖。当时他们确实是喜出望外，还特地制定了新闻获奖作品奖金发标准和发放办法，中国新闻奖当时一等奖是15000元，二等奖是12000，三等奖是10000.现在的标准则已经翻了好几翻，金钱也是对作品价值的一种认同。原以为拿到了中国新闻奖就大功告成了，也不再奢望再次获得，谁知道第二年我们竟然又获奖了，而且是蝉联版面二等奖，消息三等奖！在中国新闻界最高级别的评奖台上，《苏州日报》连续两届折桂，而且一拿就是两个，这实在是难得的现象。后来竟然接连不断，也实在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至今他们已经创造了连续7年获得10个“中国新闻奖”的奇迹。每获一次新闻奖，他们不仅重奖作者，而且全体员工跟着一起沾光，每人发1000元。他们拿到一等奖的时候，市委书记还给他们发来了贺信。

     1998年当副总编辑时，刘文洪才35岁。2001年11月任常务副总编辑，2002年11月任总编辑。及至2006年5月，他走上了苏州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的岗位。正是这10年，《苏州日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苏州日报》从4版发展到天天24版，发行量由6万份到14万份，广告额从1000多万到数亿元。尤为可贵的是，他始终坚信业务为本的理念并且亲历亲为，10件“中国新闻奖”作品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其中两件还出自他手。在如何做优做活主流新闻、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方面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营报业的经验。

    无论是当记者还是担任部主任，刘文洪都是一个不图安逸、不干安分的人。他的座右铭就是：做普通人，干正经事。正因为如此，不把当官当成人生的目的地的他，在走上领导岗位后绝不做安乐官，而是高举改革的大旗致力于新闻改革，一次次打破束缚新闻发展的条条框框，一次次在版面上出新出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创新意识得以传播渗透，全体采编人员的思想观念得以激活。

    改版是对新闻内容。新闻题材、新闻语言和报纸版式的一种整合和优化。正是在这种一次次自虐式的折磨中，《苏州日报》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10个“中国新闻奖”乃是埋头苦干、厚积薄发的结果，它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那就是《苏州日报》整体质量已在一个新的平台。每年年初10天之内，刘文洪都要亲自值班，10年来毫不松懈，从不间断，已成惯例。因为每年改版，他用行动做出一个样板，或者说种出一片试验田，出了不少版面精品。多个“中国新闻界”作品皆是期间的作品。

 
     刘文洪非常强调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和老百姓的关注点以及生活难点上寻找结合点，事关全局的旧城改造、道路交通建设、绿化亮化工程、再就业等都是很好的题材，但决不能停留在动员大会、资金投入等工作性层面上，而是一定要有平民意识，从老百姓的视角来发现新闻、开掘新闻。他不仅倡导这一观念，而且一次次策划，一次次改稿，一次次点评。为了在机制上得到保证，他还着手调整部门设置，改变画地为牢的计划经济痕迹很浓的条线设置，鼓励更多的交叉性新闻。边缘性新闻，并且不拘一格上头条，创新版面语言。

     让党报更好看更耐看，有一个重点也是难点，那就是领导活动和会议新闻如何打破程式化。《苏州日报》专门发文规定改进的措施，要闻版清风荡漾，佳作叠现。这一做法大大早于中央的规定，受到同行和读者的普遍赞誉，也得到了市委领导的好评。省委宣传部以及新闻业务报刊多次推广介绍《苏州日报》的经验和做法。

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在致力于改进内容的同时，刘文洪潜心研究，自己设计新报头、新版式。他能熟练地把握文字表现规律、平面设计规律和阅读心理规律，遇到重大新闻，他都直接参与决策，直至进入操作层面。每遇大事必有大动作，这已成一大特色，而且越来越精彩，新意扑面而来。

    刘文洪对新闻业务的热爱和钻研，20年痴心不改。尤其是在职称职务变迁之后，他更把这种对业务的研究提高看成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维系着一张党报的质量和生命。

    除了常规性的自学和复旦大学EMBA学习外，刘文洪更孜孜以求媒体再新时期的表现方式和生存之道。他边学习边实践，每次改版都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办公室里留下了一次次灯下苦熬的身影。而且每年他还要用一定的时间深入一线采访，年写30篇左右的稿件，不只为了证明自己，更为身先士卒。他还用笔名开设长期性的《新闻点评》专栏，一篇篇文笔犀利、文风清新的言论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和思想的启迪。一些重大战役性报道、策划性报道，他总会出点子，定思路，并且撰写别具一格的编者按，拟定栏名和标题，形成亮点和强势。

2004年6月，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刘文洪大胆设想在开幕当天出100版的特刊。从规划内容到设计版式，日夜加班加点，终于新鲜出笼气势恢宏的《文明之光》特刊。他非常注重业务交流，每天的评报栏里有他直言不讳的点评，同时开出奖罚单，对好稿好版面予以现金奖励，反之则要处以罚款。对事不对人，记者编辑也可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业务氛围使办好党报有了适合的土壤。

    2001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要到苏州农村观摩村民选举，他获悉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条意味深长的新闻，当即要求记者认真对待这一可遇不可求的题材，当夜记者回来后，他又特地赶到报社，大幅度改稿，并且重新拟定标题。结果，这一作品夺得了省好新闻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9.11”之夜，恰是他值夜班，在第一版作了图文恰当的处理后，他又调整版面，搞了一个以黑色衬地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总题为《惊天恐怖突降美国》的版面。付印虽已是凌晨5点，一身疲惫的他毫无倦意。这个版面在2002年3月新华社、全国记协的第8届国际新闻报道评选中荣获一等奖，地市报唯一获此殊荣。

      如今的苏州日报社已经形成了由《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古吴轩出版社、江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社、《现代苏州》杂志社和“苏州新闻网”组成的报业集团，并且呈良好的发展态势。

面对成绩和荣誉，刘文洪没有丝毫的自得与满足。他深知，所有的成绩已成昨天，所有的成绩也都是追求的结果，没有不懈的追求就不会有丁点的进步，这印证了昨天，也预示着明天。为了迎来党报更美好的明天，刘文洪愿奉献所有的智慧和汗水。

（作者王志勇，被传媒业内称为“传媒老王”。中国地市报经营与发展研究者，拥有多年一线实战经验，现供职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