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国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欲富国莫如力田，欲强兵莫如劝战。诱之以重赏，而后民知所趋；胁之以重罚，而后民知所畏。赏罚必信，政令必行，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当还未成为商鞅的公孙鞅第三次见不搭理他的秦孝公时说了上述的话，一下子使孝公眼睛睁得很大，因为他终于见到了一个奇人。

    此前，公孙鞅见了2次孝公，第一次他对孝公讲羲、农、尧、舜等伟人的光辉业绩。孝公整个感觉可望而不可及，他不仅藐视公孙鞅，附带把推荐人景监也藐视了一把。

第2次公孙鞅见秦孝公，他改讲夏禹画土定赋以及汤武顺天应人的事，秦孝公再次睡着了，他不明白，眼前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讲些人话呢？伟大的理论确实光芒万丈，但解不了近渴啊!

    秦孝公需要的是急功近利，事实上当时的秦国离不开急功近利------它要迅速地强大起来。因为国际形势太险恶了，其他六国时时刻刻对它虎视眈眈，秦国再也没有从长计议的空间了。

    必须迅速地变法图强，而不是师法远古，拘泥不化-----公孙鞅终于明白了他第三次见秦孝公该说什么，那就是急功近利之法。

    同样那些执掌了6年以上地市报帅印，55岁左右，再有1—2年就将退出舞台的地市报酋长们眼下也渴望起急功近利之法。

   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安然度过这功成名就之最后岁月，再也不需要刚执政时急功近利的三板斧，但好日子没过多久，新闻纸价格的上跳下窜，使他们不可能像昆明日报的老孙拿出几千万直接先打给纸厂而高枕无忧；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他们想调整不听话的广告大臣成了泡影，因为不可能像苏州日报老刘那样手下的广告大臣是个非党员一心跟党走的革命群众；发行费率的不断攀升，他们又不敢像舟山日报的老严那样对发行公司来个持股改革；新媒体数字化的冲击，使他们望着烟台日报老郑不断推出的与时俱进的新花样。。。。。。

   而宁波日报老张进去了的消息，对他们而言如同一个明明没有偷东西的人面对警察的审视也感到惶惶，于是他们中有人冥思苦想之后，选择了“急功近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