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国和中国同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公约》的签字国，该公约部分条款应得到遵守和适用，该公约第二章第三条第一项、三项、四项、五项、六项，有关“被盗文物拥有者应当返还该被盗物”基本观点。及有关追诉时效的具体规定，包括计算起点，经过期间，最长期限和各国的保留意见都应该得到适用。

第四章第十条：

（一）第二章的规定，仅适用于本条约对一国生效后，在该国提出索还请求的被盗文物只要：

（1）该物品是在本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从该国国土内被盗的；

或者

（2）该物品在本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位于该国。

虽然法不溯及既往，但我们注意到中法两国在公约上的具体约定。那就是：即便是该物的流出时间是在双方签署公约之前，但公约签署以后，只要该物仍位于缔约国一方，均适用于该公约。因此，本次诉讼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当是：“任何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应自请求者知道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的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公约第二章第三条第三项），任何缔约国可以声明一项请求应受七十五年限制，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第五项）。

六、关于政府继承问题：

关于圆明园财产权属问题，有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议焦点。即：系争之物被盗被抢掠的时候，是清朝政府执政期间，怎么一下子就成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财产呢？

答案是：这里面就牵扯到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问题：即一国政府非按宪法的原则进行交接，即通常说的是政变或者革命进行更替的，后一个政府承接了前一个政府的所有财产的称为政府继承。一般的政府继承都对财产（包括财产权利，比如债权等）和档案采用完全继承的方式。

按照以上的情形：圆明园的财产是通过两个继承行为完成的；第一个继承行为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对原属清朝政府的财产进行了首次继承；第二个继承行为发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国家财产又发生了第二次继承。

第三部分、我的愿望

我已经对以上法律问题进行了研讨，相信仍会有遗漏之处，我希望指正。

这些天来,我的精神一直处在昂奋过程，我知道，在准备一个重要讼案的时候，这才叫真正的进入状态。在思考和研讨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个细节上的疙瘩，都可成为这个讼案致命的死结。我时常为之恐惧的发抖！但奇怪的是关键时候，总好象有如神助，让我一路势如破竹，当我写完最后一笔，收拢起案上如山的书藉之时，我对这个讼案已经有了肯定的把握，就象我现在站在地板上一样的肯定。

紧接着就是一个最难攻破的关口，那就是如何的说服那些有权力提起诉讼的决策者们。

这些年来，我沤心沥血，四处奔波，竭尽全力，而鲜有收获。关键是决策者们不能认真的听我去说，我看够这些冷漠的面孔。我不止一次地把尊严放进行囊，为得是取得他们的合作和帮助。作为律师，我可以挖空心思去挣更多的钱，但我的想法却不如此，我之把这件事作为我的毕生事业，因为我觉的她的意义超过十个福布斯，请相信我这个资深的壮年理想主义者的诚意！我不需要什么报酬，只需要一纸授权，就会披挂上阵，我甚至可以自备干粮！我的热心的同事们支持和鼓励着我，我可以毫不费力的组成一个同样自备干粮的律师团。

这一切，旨在让你们相信，这不是痴人说梦。

放下笔来，我想把这个文章发布出去，但愿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它，听到我的呼吁。我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我愿意接受善意挑战，同时也准备接受恶意挑衅。

紧接着，我要四处游说，因为时不我待，有利的机会转瞬即逝，我们必须在明年二月拍卖之前提起诉讼，否则，原属我们这两件心爱之物，也许永久的离我们而去，那才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因此，我希望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并经思考以后，认为此举可行，请替我呐喊，让他们给我授权。

 （如有高见，可直接致电：13511034119）

                                     北京天依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合伙人：刘洋

2008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