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的“苦”

                                                  沈天鸿

    余秋雨名噪一时。

    追索起来，是缘于他的那本《文化苦旅》。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这本散文集1992年3月发行第一版，到1996年5月已第9次印刷，累计印数达31万册。在文学日益低迷的时候，这个印数足以说明这本散文集能给其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声誉，而作者，对这声誉当然也可以坦然受之。

    我读到《文化苦旅》是在1992年夏。当时的读后感是：这是低迷的当代散文中的好散文，但未必如报刊杂志一涌而上称颂的那样好。我的这个观点，在与不同朋友的交谈中曾经多次说过，并阐述过我这样看待《文化苦旅》的理由。几年过去，再次重读这本书，我的观点仍然不变。

   “散文热”已持续了好几年，为什么竟然说当代散文是“低迷的”？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估价一个时代的散文不是看它“热”不“热”，而是要看那是些什么样的散文。这个“什么样”，当然要用而且也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的标准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其文体形式，所谓艺术标准；一个是内容，所谓思想标准。其实，这两个标准是一个标准，不可人为割裂，在称得上一个“好”字的文学作品中，这个标准表现为“有意味的形式”。只有对于那些已被分裂成形式与思想两个部分，形式跛腿或思想跛腿的作品，这只是一个的标准这才被生硬地分割成两个，一个用来赞扬，一个用来批评( 在某些评论者那儿，往往把那条“跛腿”用赞扬的长袍尽量遮盖起来 ) 。用以上我理解的文学标准来看，“散文热”中的散文并不热，热的是随笔这种广义的散文；不包括随笔的狭义的散文则大多降至其作为散文的下限，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转折的时代,并且是已经转折进了商品经济时代之门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因躁动不安而浅薄的情绪的写照，即使是那些因怀旧而显得平静的散文，因其平浅也仍可视为是躁动不安的时代情绪的一种反向表现——试图对躁动不安的情绪进行自我抚慰。这个特征，正是当代大多数随笔的特征。这种随笔和散文，迎合了具有同样心态和情绪的大众，“散文热”因此兴起并一年又一年地持续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写“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苦旅》的问世，可谓是横空出世，它是一种特殊的怀旧，因为“文化”而有着《文化苦旅·莫高窟》中用排比句式写出的那些性质：“一种聚会，一种感召”，“一种狂欢，一种释放”，“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只有“超越”二字因为引用到这儿来而要改成“并非”）。也因为是“文化” 而有知识，这知识且又以美文——渲染氛围形成意境的形式出之，显然与那些徘徊在散文下限的散文们有天渊之别。正是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余秋雨散文是处于低迷状态的当代散文中的好散文。

    但以上面已阐述过的文学标准来看，余秋雨的这些散文仍未臻至境，对他的散文成就的高度赞许显得过誉而有失准确。未臻至境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散文的深度基本是一种自然的深度。所谓“自然的深度”是指客体对象自身所呈示的深度。诗歌中就有一种自然深度意象。它一般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积淀的客体事物，例如明月、松风、夕阳、大漠、嘉峪关、莫高窟、乌蓬船等等，只要善于为其营造出物境和情境，渲染氛围予以笼罩，从而生成意境，这类事物便能代作者“立言”，亦即呈示出自然的深度，让一般的读者以为大有深意在焉，并很自然地将这自然的深度，甚至是阅读中自己创造的“深度”，都归之于所读之作品及其作者。文学作品的真正深度应当是其作者给予的深度（当然，即使是作者给予了深度的文学作品，也仍然会出现读者在阅读中创造出新的意义来的现象）。如何判断是自然深度还是给予（动听的说法是“生成”）的深度，很为复杂，最简单并且可行的方法，可能就是看其对具有自然深度性质的意象事物的运用方式——对意象事物的运用方式就是对意象事物的处理方式，如果运用方式与那具有自然深度性质的意象事物在其获得这种“自然深度”的历代文本中的运用方式性质相同，甚至是孪生，那么，这些意象便仍然还是自然深度意象。研究作品中的议论，是对意象拥有的是自然深度还是给予的深度作出判断的一个辅助方法，因为议论是作者直接出面说话，作者的思想深度直接显露无遗，而文学作品的真正深度无疑就是思想的深度。这两种方法用之于《文化苦旅》，整本书所收散文以具有自然深度性质的意象为主意象的颇为不少，这当然无可厚非，只要能够显现出个人的创造性或曰改铸。但这些意象出现的方式，也就是作者运用、处理意象的方式，我未能见出能够使其摆脱自然深度性质的异处来；至于议论，也未见有发人之所不能发的，如以前面已提到的《莫高窟》中那排比句式写出的几节议论（详见《文化苦旅》），又如《青云谱随想》卒章显志时的议论：“现代艺术家在哪里？请从精致细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乍一看，正确得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且有读报告的感觉；若再推敲一下，则又让人不明白了：现代艺术家的笔墨趣味必定是精致细微的吗？精致细微的笔墨趣味何以就使得生命必定是不坦诚不透彻的？又是根据什么断言，“精致细微的笔墨趣味中”的现代艺术家若不从那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人民和历史就不会最终接受他？

    如此吹毛求疵只是借此说明，余先生在他的散文中未能表现出他的思想深度，甚至未能表现出多少思想。在议论中未能显示思想深度的作者，处理意象事物时，一般说来，即使有上好文字功力，也大概是难以使其不成为自然深度意象的。而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或者说形象，倘若只能获得自然的深度（这正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显示出来的长处：选择这类意象事物，营造出氛围将其笼罩），固然也可以达到相当品位，但要凌绝顶而一览众山小是不可能的。

    “写文化”、“文化散文”的说法在《文化苦旅》声誉鹊起之后显得很热闹。作为狭义的就题材而言的一种说法，这样说当然可以，但将“写文化”、“文化散文”当作品评散文高低时的高级形容词来使用，我就不知其可了，难道作为文学的散文，竟然会有不是文化的？“文化”能够取代“文学”作为衡量散文的最高尺度么？

    说了这么多，其实并不是要说给余秋雨先生，余秋雨先生从没说过自己的散文好。而且，我虽对《文化苦旅》说了这么多不中听的话，却并不妨碍我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化苦旅》表示我的欣赏：它仍然是不会经常能够读到的好散文，可圈可点之处也颇为不少，例如《阳关雪》的结尾：“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淡淡的一句“怕还要下雪”，比已经下或正在下的的雪的雪意不知要深多少！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想，能够写出几篇这样水准的散文来，是不仅可以自慰，而且应该感到幸运的了。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