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与《司马法》

宋襄公的观点，当时就有人反对。后来更没有什么人去效仿。但是，作为历史，不论是这个历史人物，还是他坚持的观念，都是我们要分析的，我们不能从所有方面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必须对历史抱以同情的理解。

宋襄公的理由，究竟有没有历史背景呢？如果没有，那仅仅是他的个人辩护，如果有，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穀梁传有云：“古者不重伤，不禽二毛”。《淮南子·氾论训》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这两部西汉时代的著作，都承认古代有这样的战争原则：战争过程中，不杀儿童，不俘虏老人。而《淮南子》认为这种原则是古代正义表达，但在今天则为笑谈。可见《淮南子》是承认这个历史变迁的。

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有哪些内容呢？在那个曾经有过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

现在所知，关于那个古老的战争法则，主要保存在《司马法》这部战书中。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残留的五篇，这是比《孙子兵法》更古老的兵书，反映更古老的一种传统。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是战争发生的最重要原则，用战争的方式表达关系，是出于不得已的理由，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土地人口和资源，而是为了更重要的目的。用杀人的方式达到安人的目的，攻打这个国家是因为爱护这里的人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

如何又打仗，有号称是爱民呢？这是有具体约束的。“战道：不违时，不利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这都是爱民的体现。

还有更具体的。“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呛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进入敌人的国家，不能施暴于圣庙这样的地方，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此外，如果见到老幼，不要伤害，要给他们送回家。遇到壮年人，只要他不动手，绝不把他当作敌人。如果遇到对方受伤的战士，要给他治疗并送回家。

想了解这部古书，可以看《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图书目录，在概况《司马法》的时候这样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汉书》的观点认为，《司马法》是仁义战争原则的体现。我们现在仍然有所谓仁义之师的说法，《司马法》的战争法则，应该就是仁义之师所坚持的原则。

应该说，这不仅是古老兵法的遗存，也是一个古老时代的遗存。宋襄公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在后人的眼中，他依然是愚蠢的。这差不多就是所有后一个时代看前一个时代经常存在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时间最残酷的基本法则。但是，应该承认的是，当时各国应该是都遵守这个原则，虽然后来它演变为历史。

今天的战争也是讲原则的，有关的国际法、日内瓦公约等都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今天的所谓国际法，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现代化的产物。国际间可以有纠纷，甚至可以采取战争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是战争要有原则。违犯这些原则，战争就是一种罪过，这叫战争罪。而在这种战争原则没有确立以前，人类的战争是否也存在原则呢？基本的情况是各有各的原则。

就战争而言，也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我们从宋襄公的言论和《司马法》等记载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战争景象，甚至用今天的国际标准都难以理解，人道主义在战争中贯穿始终。相对而言，显然是后代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更野蛮。

然而，《司马法》代表的时代很快远去，后起的法则是《孙子兵法》。有人比较过这两部古代兵法，认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为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 这个变化在中国开始于春秋时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正是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之后，宋襄公才变得愚蠢的。

如今不计手段的战争也在遭受质疑，有限战争论成为主导舆论。《孙子兵法》的时代也在成为历史。或许，我们今天更应该怀念《司马法》的时代，怀念宋襄公所崇尚的理想。是什么历史土壤产生了《司马法》呢？是兄弟之国吗？各国之间，都是兄弟之邦，即使有矛盾冲突，甚至允许用战争的方式表达怒火，但是战争的手段却要严格限制，本质上就是要限制战争的破坏。这不仅有利于战后重建，更有利于兄弟之国的友谊重建。

把冲突四起的各国，想象为兄弟之邦的世界，仅仅把这当作理想，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