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命运相关的人物们（一）

     王道士

    1900年6月21日，慈嬉代表的清朝当局向世界最强的八个国家发布战争宣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对于北京地区的战争反应冷淡，有的地方甚至一无所知。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莫高窟打开了一扇古老之门。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王道士面对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

    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许多文字都要有这样的记载：王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一门叫做敦煌学的学问，就是从这里，通向世界，通向未来。

    王道士，名圆录，出生于湖北麻城。甘肃当兵，然后入道。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决定的由王道士打开藏经洞之门，世界上许多学者倾其聪明才智的敦煌学，总是不得不从受教育有限的王道士讲起。就像通往王宫的大门是用朽木建成的一样，让人觉得不和谐、不舒服。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法改变。

    王道士与藏经洞不期而遇，从此与敦煌学结下了不清不楚的缘分。

    1931年的佛诞日以后的第十天，农历四月十八日（6月3日），王道士结束他辛苦的一生，终年八十有余。他的徒子徒孙为他在莫高窟前、党河对岸修建了一座道士塔。在这个拥有千年光荣的佛教胜地莫高窟，最后由一位道士完成了他古典时代的终结。他在这里接待了许多后来敦煌学的重要人物，他从他们身上得到过快乐，也收获了痛苦。在美国人华尔纳走后，他的人生最后的岁月一直处于难堪状态，有时他不得不装疯卖傻，以躲避人们的质问。但敦煌学，确实打上了他的印记，深刻而忧伤。直到很久以后，莫高窟重新受到重视，重新展现她的古典之美的时候，为了艺术巡礼和旅游，敦煌游人如织的时候，很少有人再提起王道士。道士塔在不远处观望着今日繁荣的莫高窟，在岁月的风沙中班驳，无声无息。

    叶昌炽们

    王道士专程找过肃州兵备使廷栋。精于书法的廷栋，看了一眼王道士带来的经卷，摇了摇头，他觉得经卷的书法水准不高。也许廷栋看出了王道士立功请赏的意思，所以对王道士表现得十分冷淡，几句话就把王道士打发了。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年，敦煌县令是严泽。一年后即由湖南沅江人氏邬绪棣接任。1902年3月，汪宗瀚出任敦煌县县令。即使是这位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以及同年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他们对藏经洞里的经卷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叶昌炽对于这些经卷的意义看得很清楚，但他们都没有亲身到过藏经洞，所以关于藏经洞的消息，完全都在王道士的掌握之中。

    在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中国学者在得知实情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痛心疾首的。埋怨当地政府不负责任的有之，指责外国人的有之。在所有的激愤言辞中，没有人比叶昌炽更悔恨交加的，因为连他自己也承认，他本来是最有机会的。如果说，王道士的文化教育不足以了解敦煌藏品的真正价值的话，那么像叶昌炽这样的一流学者总应该具有相应的意识吧，但令人遗憾的依然是于事无补。在叶昌炽的学者生涯中，有足以骄人的成绩，他勤奋用力，孜孜以求。他擅长金石学，也肯用几百两银子购买一张碑拓。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认识到敦煌藏品学术价值、并进行了最初研究的学者。但是他的脚步在敦煌几百里之外停了下来，成为中国人在敦煌伤心史上最遗憾的一个镜头。

    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有七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国与自己的国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失之交臂。

    斯坦因

    在中国昏睡不醒的时节，西方学者们却睁大眼睛在中国各地搜寻文化财宝。藏经洞首先成全了斯坦因。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怀着一颗渴望已久的心来到了莫高窟。“对我而言，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那个出土大量古代写卷的密室。”实际上，斯坦因不过是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札依贝格那里听说有一个写本密室而已，但他决不放过可能的机会。斯坦因对王道士的性格进行了观察，得出结论“仅仅用金钱的诱惑来消除他的顾虑，显然无济而事。”最后他决定从王道士的信仰和事业上打开突破口。斯坦因在蒋孝琬的陪同下，“郑重地登门拜访王道士，请求他让我们参观一下他所修复的庙宇。自从他八年前来到敦煌，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和精神支柱。”王道士喜出望外。斯坦因对王道士的修复工作，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斯坦因用预先想好的各种词语进行恭维，有的时候，他还真的受到感动。然后，斯坦因利用玄奘与王道士进行沟通。果然，当斯坦因说到了玄奘，王道士显出浓厚的兴趣。玄奘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圣人，王道士对他更是无比崇拜！境外知音的感觉，一下子拉近了王道士与斯坦因的心理距离。

    天知道是为了什么，王道士交给斯坦因的第一卷佛经，竟然就是玄奘翻译的。当蒋师爷拿着卷佛经和斯坦因来到王道士面前时，这位虔诚的道士除了天意这个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可以解释了。而蒋师爷更声称这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在催促王道士向他们展示密室里的藏经。密室入口的砖墙终于撤除了。“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

    最后的结果是，斯坦因布施4锭马蹄银作为布施给王道士，王道士则把斯坦因挑选出来的经卷赠送给斯坦因，以支持斯坦因对唐玄奘的崇拜和研究。事后，斯坦因万分得意“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从王道士的立场看，王道士与斯坦因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交易关系，虽然斯坦因可以认为是交易。在王道士那里，他们是信仰的相互支持，他们是同道朋友。王道士可能幻想着自己成为玄奘那样的信仰者，但他根本不了解世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后来斯坦因又来到敦煌，当时藏经洞的藏品已经运走。王道士拿出自己详细的帐本给斯坦因看，告诉斯坦因，他的捐赠都派了什么用场。在王道士的心目中，斯坦因一直是施主，而斯坦因从一开始就只有获得藏经洞藏品一个目标。斯坦因不仅顺利加入了英国国籍，而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至于可怜的王道士，正和可怜的中国一样，还在埋头大睡呢。

    伯希和

    斯坦因和王道士对于他们之间发生的事都感到满意的时候，一个更清楚的人正从不远处走来。那就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

    1908年2月26日，伯希和与王道士首次见面。王道士对自己带湖北腔的普通话感到有些自卑，而对精通汉语的这位外国人很有好感，这就为伯希和实现自己的目标架起了方便的桥梁。在与伯希和的交谈中，王道士一直放心不下的事终于烟消云散：斯坦因并未将他们之间的交易外传，于是他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洋鬼子是信守诺言的。也许王道士的心中升腾起新的希望，斯坦因的银两已经用于作对洞窟的修复，而眼前这个洋人的到来，可能又代表着新的化缘机会。

    与王道士讨价还价的小技巧相比，伯希和的决心显然注定要取得最后胜利的。藏经洞门打开了，黑幽幽的空间散发出悠久的气息。当伯希和的眼睛暗适应以后，堆积整齐一人多高的写本文书让伯希和大吃一惊。他的吃惊与王道士当年的吃惊应该是相去万里，他的经验毕竟是王道士不能比拟的。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凭借着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不仅将所有写本过了一遍，甚至连难以数记的写本残片也未曾放过。随着他的具体调查的深入，他越来越明白了眼前的事情：他已经成了阿里巴巴。不，应该说，他已经有资格傲视阿里巴巴。珍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成熟以后的特征，而保持人类文明的完整记忆，是人类正确理解自己的重要途径。这些文明的记录，将怎样改写以往的历史记录，将对未来的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啊！

    奇迹！伯希和一定千百次这样在心中呼唤。上帝啊！声音中透着感激。

    按一般正常的速度翻检，至少得六个月的时间，而他只用了三周时间。毫无疑问，他始终处于极度兴奋中。伯希和在翻检的过程中，顺手将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必须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的，标准是：有年代的文书，佛教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另一堆是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伯希和的学力现在得到了充分施展。即使是一万年以后，人们也得承认，在当时那样兴奋的情况下，伯希和没有一点丧失理智的倾向，他的挑选准则，实在是精明透顶的。随行的摄影师努埃特为伯希和翻检写本时拍了照，记下了伯希和在藏经洞里的情景。在我们看到了伯希和的专心致志用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也得到了第一现场的证据。

    伯希和也像斯坦因一样想“买”走全部藏品，然而政府指令在先，且香客不断，王道士拒绝，因为他不敢。最后，伯希和送500两银子给王道士作功德，而他从藏经洞挑选的写本的精华和斯坦因所遗绢纸绘画及丝织品全部带走。王道士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严守秘密，伯希和表示同意。

    1908年5月30日，伯希和离开敦煌的脚步如履春风。满载着中国的珍贵文物，伯希和的车队在中国的大地上浩荡行进，莫大的中国，如同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