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着与灾难同行

大民

看电影《站起来》不少人在笑，我也笑了很多次。

你是不是觉得我残酷、麻木乎缺少同情心？请听我慢慢道来。

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地电影。一个健康阳光的青年工人宋学文因为核辐射失去了双腿和部分上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幼儿园女教师阳光的爱情。在他们相互支持走出困境的过程中，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同时获得了快乐。走出影院，很奇怪，很多人没有得到观赏此类电影所常有的那种感慨和沉重。

对这一点，我们不必不好意思承认。因为这正是《站起来》与众不同的地方，没有了这种题材最常用的煽情、悲怆、同情和奋发图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全新地风格。阳光，快乐，向上，与厄运手拉手，一如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而且我相信，影片主人公宋学文自己，也绝不会希望别人同情他，怜悯他，然后洒一掬同情之泪，默然走开的。他希望人人都快乐，他希望他自己跟正常人一样热爱快乐生活，享受平凡人生，哪怕遭遇了比自己更悲惨的命运。

我们通常说“微笑着面对不幸”，但是对电影《站起来》来说，应该是“大笑着与灾难同行”。微笑，总有些压抑、忍耐甚至委屈，坚强的外表下面也许是一口咬碎的牙齿。而大笑，则是超脱，是放松，是对厄运的嘲笑和超越。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是把敌人变成朋友，对灾难，既然不可改变，我想也只能是与之共舞。既然遭遇上了，除了“同行”，还能如何？大笑着同行，更符合这故事、这人物、编导们的一番苦心。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剧照。纯朴的笑容，一直灿烂地照在宋学文和阳光的脸上。哪怕是最艰难和绝望的时刻。（剧照）

《站起来》给我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感受是：这是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电影，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冷幽默。或许这个特点还有待加强，但是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东西：

第一，命运的无偿。宋学文是一个工人，工作中捡了一个亮闪闪的钥匙链，揣在裤兜里。这东西让他失去了双腿，左臂，右手也残缺。原来，这是一个具有强辐射的核金属棒。7次大手术之后，一个高大健壮而且很帅气的小伙子，就成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缩在轮椅上被父母“人核”了。他几乎不出门，父母用轮椅推着他出门，他也用雨伞遮住自己，只从雨伞的下面，看见狭窄的一线地面。生日那天，寂寞的宋学文想为自己点一支歌，可是，因为手指不灵便误拨了幼儿园老师阳光的电话。于是，他们相识了，相爱了。影片还展示了不少同类情节。人生充满神秘感和偶然性，对命运地不可把握，是现代主义表现荒诞感常用手法。

第二，含泪的微笑。现代主义喜欢本质真实，对人生意义通常持怀疑态度，对人生困厄进行顺从的反抗。与现实主义追求表面的逻辑关系不同，现代主义通常在荒诞之中发现真理。宋学文是一个充满了幽默细胞的东北男孩。他是本色出演地，他演的是他自己地真实故事。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距离最初的灾难发生十来年地时间，已经享受到美满婚姻，创建了完美事业（阳光幼儿园）。他属于“工伤”，但是得不到必要的赔偿，于是阳光以女朋友地身份陪同他来北京告状，（海报说是“现实版的秋菊打官司”），2年时间，寄居在北京宣武区破旧地小平房里。他们的告状之路充满艰辛。遭遇无数欺骗和冷遇，最后到了街头行乞的地步。但是，他们一直是笑着的，轻松的，充满了快乐的，甚至充满了顽皮和童趣的。可是在这一切的底下，观众仍然无法完全从悲剧内核的巨大力量下面走出来。毕竟，触目惊心的，就是灾难，灾难，还是灾难。

“励志电影”（姑且套用这个名词）是不是一定要哭哭啼啼、泪流满面或者慷慨悲怆呢？励志电影是不是一定要历经磨难不言悔风雨之后见彩虹呢？答案是否定地。我看中国电影人的思维，还可以开阔一点。其实，我把“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电影”给了《站起来》有点勉强，但至少提醒我们：匍匐于表面真实的低空，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大意义、大感动。好的电影，需要一点形而上，需要一点言说不尽，需要一点人性本质和普遍价值。

201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