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着与灾难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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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着与灾难同行
大民
看电影《站起来》不少人在笑,我也笑了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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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地电影。一个健康阳光的青年工人宋学文因为核辐射失去了双腿和部分上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幼儿园女教师阳光的爱情。在他们相互支持走出困境的过程中,让人感受到了温暖,同时获得了快乐。走出影院,很奇怪,很多人没有得到观赏此类电影所常有的那种感慨和沉重。
对这一点,我们不必不好意思承认。因为这正是《站起来》与众不同的地方,没有了这种题材最常用的煽情、悲怆、同情和奋发图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全新地风格。阳光,快乐,向上,与厄运手拉手,一如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而且我相信,影片主人公宋学文自己,也绝不会希望别人同情他,怜悯他,然后洒一掬同情之泪,默然走开的。他希望人人都快乐,他希望他自己跟正常人一样热爱快乐生活,享受平凡人生,哪怕遭遇了比自己更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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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说“微笑着面对不幸”,但是对电影《站起来》来说,应该是“大笑着与灾难同行”。微笑,总有些压抑、忍耐甚至委屈,坚强的外表下面也许是一口咬碎的牙齿。而大笑,则是超脱,是放松,是对厄运的嘲笑和超越。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是把敌人变成朋友,对灾难,既然不可改变,我想也只能是与之共舞。既然遭遇上了,除了“同行”,还能如何?大笑着同行,更符合这故事、这人物、编导们的一番苦心。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剧照。纯朴的笑容,一直灿烂地照在宋学文和阳光的脸上。哪怕是最艰难和绝望的时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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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给我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感受是:这是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电影,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冷幽默。或许这个特点还有待加强,但是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东西:
第一,命运的无偿。宋学文是一个工人,工作中捡了一个亮闪闪的钥匙链,揣在裤兜里。这东西让他失去了双腿,左臂,右手也残缺。原来,这是一个具有强辐射的核金属棒。7次大手术之后,一个高大健壮而且很帅气的小伙子,就成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缩在轮椅上被父母“人核”了。他几乎不出门,父母用轮椅推着他出门,他也用雨伞遮住自己,只从雨伞的下面,看见狭窄的一线地面。生日那天,寂寞的宋学文想为自己点一支歌,可是,因为手指不灵便误拨了幼儿园老师阳光的电话。于是,他们相识了,相爱了。影片还展示了不少同类情节。人生充满神秘感和偶然性,对命运地不可把握,是现代主义表现荒诞感常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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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含泪的微笑。现代主义喜欢本质真实,对人生意义通常持怀疑态度,对人生困厄进行顺从的反抗。与现实主义追求表面的逻辑关系不同,现代主义通常在荒诞之中发现真理。宋学文是一个充满了幽默细胞的东北男孩。他是本色出演地,他演的是他自己地真实故事。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距离最初的灾难发生十来年地时间,已经享受到美满婚姻,创建了完美事业(阳光幼儿园)。他属于“工伤”,但是得不到必要的赔偿,于是阳光以女朋友地身份陪同他来北京告状,(海报说是“现实版的秋菊打官司”),2年时间,寄居在北京宣武区破旧地小平房里。他们的告状之路充满艰辛。遭遇无数欺骗和冷遇,最后到了街头行乞的地步。但是,他们一直是笑着的,轻松的,充满了快乐的,甚至充满了顽皮和童趣的。可是在这一切的底下,观众仍然无法完全从悲剧内核的巨大力量下面走出来。毕竟,触目惊心的,就是灾难,灾难,还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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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电影”(姑且套用这个名词)是不是一定要哭哭啼啼、泪流满面或者慷慨悲怆呢?励志电影是不是一定要历经磨难不言悔风雨之后见彩虹呢?答案是否定地。我看中国电影人的思维,还可以开阔一点。其实,我把“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电影”给了《站起来》有点勉强,但至少提醒我们:匍匐于表面真实的低空,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大意义、大感动。好的电影,需要一点形而上,需要一点言说不尽,需要一点人性本质和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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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