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郎中

黑老大居然还有官方或半官方的身份，这大概是涉黑犯罪组织的共同特征。从当初称霸沈阳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到新近被重拳摧毁的重庆涉黑团伙，其主要组织头目几乎都曾当选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此，人们不免一次次发问：是谁给黑老大戴上了红帽子？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是靠暴力敛财发家，然后再以貌似合法经营的方式漂洗黑钱。为了给自己的非法经营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和发展空间，黑老大们都希望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与同流合污的庇黑官员自然要鼎力支持，竭力保荐。但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产生过程是需要一定程序的，假定个别官员竭力推选某黑老大为相关候选人，起码需要与会代表投票通过。由此看来，黑老大头上的红帽子，并非个别庇黑官员一人所赐。

由于片面追求GDP，某些地方官员总愿把代表或委员的资格当做一种政治待遇，哪个老板挣钱多，交税多，哪个老板就可得到这种特殊奖励。这样的官员不一定就是贪官，也可能跟那些民营老板没什么过深得私交，他们只是希望企业多挣钱，多交税，为地方GDP增长多做贡献。于是，在他们眼里，有些靠非法经营发迹的黑老大也俨然成了致富能人，也被给予特殊的政治奖励。

黑老大在成长到一定阶段也纳税，他们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而是通过洗钱的方式向政治领域渗透。如果把黑老大另有企图的纳税也视为正常税源，等于是把黑老大的非法所得也纳入GDP。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按论功行赏的方式给他们戴上代表委员之类的红帽子，那给当地百姓带来的一定是一种巨大恐惧。很遗憾，对于这种恐惧的认知，黑老大往往要比某些官员还要深刻。他们知道，一个地方一旦出现这种恐惧，良知会变成沉默，屈辱会变成忍受，市场会出现混乱，经济会遭到破坏。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某些官员意识到这种恐惧所造成的危害，也往往不敢正视自己当初的错误，这又在客观上促使那些黑老大们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上级发话，下级照办，这本没有错。可这种场面一旦移植到选举人大代表或推荐政协委员的程序上，改变的就是人大和政协存在的基本意义。这里面有长官意志的成分，也有群体默认的因素。

不能说多数代表委员丧失了原则，而是到底有多少代表委员能够坚持原则？尽管在相关选举或推介程序上，某些官员会以发展经济为由，替那些有争议的代表人选开脱，将本该选举产生的代表委员变成了长官意志下的指定，但作为合法当选的代表委员，眼见得那些劣迹斑斑的流氓地痞也同自己一起参政议政，就只有默认吗？

一个地方的GDP能直观反映地方官员的工作效益，是考量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正因如此，才使得某些官员把黑老大的非法收入也被当作了GDP。毫无疑问，每打掉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都会在连根拔掉个别护黑官员的同时，给那些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官员敲上一记警钟。但是，在当初这些官员头脑发昏时，代表委员们本应该早就喊一声：非法所得不是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