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仍保留着初到深圳时的边境证。那是1995年的事，教授卖茶叶蛋新闻正上报纸的头条，而我是内地一所大学的西方文学老师，虽还没卖茶叶蛋，却也相距不远。

一天，蜂窝煤炉又灭了，我在黑得白天也要开灯的底楼教工宿舍偷偷用电炉煮饭，后勤处有人来查，情急之下，我拔掉电源，将通红的电炉垫了块毛巾从窗口扔了出去。被查住的人，罚款是其一，要命的是还要将名字公开贴出去。无法想像，如果那样，我将如何再面对我的学生。后勤处招的几个临时工进来，盐仍摆在地上；锅中溅出的油星也清晰可见，在他们居高临下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变得像只没孵出的鹌鹑，内心挣扎、坚守了很久的东西顷刻崩溃了。

一周后我留下一份辞职只身到了广州，从广州到深圳的中巴上，司机和我聊天，说深圳有四句话形容内地到深圳的人：“有事的时候到深圳，没事的时候到深圳；有钱的时候到深圳，没钱的时候到深圳。”我初听觉得有些矛盾，但越琢磨越觉得它的生动与深刻：深圳的最大魅力恐怕不是能让人赚到多少钱，而是它给了人们一种寄托与希望。

在沙头角一家合资的服装公司，总经理面试通过，董事长是位香港老太太，我在去找她的电梯口与她相遇，面试也就在电梯口开始。她问我到公司能做些什么，我说我可以写些东西。老太太言道：“我是企业，有什么东西要写？！”

事后才知道，深圳的企业只“做”不“写”，这一点与内地有很大不同，无论多大的公司都极少或几乎没有宣传科这一机制，这一点让我心灰，也让我心动。

朋友建议我继续搞文学，去文化单位试试，记得王朔小说中有句名言“你们搞文学也不叫上我”，想起来感觉像句骂人的话。我偏不搞文学，倒要看看离开文学我还活不活得了。

最后我以高中毕业证与1.8米的身高成了一家电器公司的送货员。那是一段简单得要傻掉的日子：拿到送货单，照着上面读过小学二年级就认识的几十个字去仓库提货，然后装车出发。在大货车车厢里，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路上跑着的小轿车，猜旁边座位上的女子是老婆还是“三陪”，然后大笑。

一天，随车去华侨城送一台上万元的彩电，按说我们是包安装的，但那天，一则我们偷懒，再则我们也的确不会，于是货往地上一放，就要客户签字，那个掏钱的老板没说什么，旁边一位老板母亲模样的老太太气愤地骂道：“照你们这种做事方式，一辈子只配给人送货。”

从那户人家出来同伴互相嬉笑着模仿老太太的话，我却笑不出来。下决心从那一刻起送好货，然后再干好别的。于是，我用别人没货送时打牌的时间去向公司的师傅学调试电视、安装音响，学一切家电常识。

9个月后，一位已记不得何时给他上门送过货的户主按送货单上的维修电话打来电话找我，说有事与我商量。在环宇酒店，桌上的早茶谁都没有动一下筷子，但我们谈定合伙开一家电器行，他出资，我打理业务。我被天上突然掉下的馅饼打懵了，那个直到现在我们仍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人说，10年前他在香港就是做送货员，那时他做送货员是为了尽快熟悉香港的街区道路。他说他看见我不同于别的送货员的样子就想起了他自己。“5年，跟我做5年，然后你自己出去做老板，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深圳什么都可能。”他说，“深圳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片机会的乐土。”

这话足以让我铭记终生，它是需要信心，需要性情，还需要长足的经历才能凝聚出来的理念。

后来，我专程前往华侨城看望那个喝斥过我的老太太，那个我生命中的恩人。隔着防盗门，我把那天她说的话以及后来发生在身上的事讲给她听。她大乐，可着嗓门嚷：“我儿子也是老板，怎么来的，不就是我骂出来的嘛！”

我认认真真地向她鞠躬，告诉她：“那你现在骂出两个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