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帕金森》是由一名患者关于自身病患的自述文章。虽非标准的文学作品，它却是当代叙事医学的重要文献。说起来，叙事医学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一种新的医学观。它反对将疾病的定义权完全交给医生，完全交给机器，完全屈从于各种技术指标，而是主张必须倾听病人的故事，从病人的故事中获得真实的体验之苦，从疾病的心理、社会冲突中寻找调解之机。对于叙事医学来说，难得的是遭逢了杜比尔这样的社会学家，以及帕金森这样的特殊病例。

　　杜比尔，何许人也？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学家。该研究所在20世纪思想史上声名显赫，以社会批判、技术批判著称，曾走出了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本杰明等思想大师，诞生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帕金森，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目前尚无法治愈的慢性退行性疾病，以躯体震颤、麻痹、僵硬等行为异常与交往性障碍为特征。病人的角色体认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内涵，是一个绝佳的医学人类学叙事文本。或许，患上本病对杜比尔是不幸的，而这本书对叙事医学来说却是一个巅峰。病中体验描述之细腻，社会心理分析之深刻，难以超拔。

　　故事的缘起是“如何在拒绝疾病的世界里学会接受生病的自己”：

    杜比尔的首次发病是在他与情人幽会的激情时刻，当时他才46岁。怪诞的痉挛行为被自我解读为性的巅峰快乐中的忘乎所以。这样的合理性推论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抵抗”这个疾病，在杜比尔的笔下就刻画了“越抵抗，越在意”的矛盾心态。他每次上书店，都要从医学书架上取下关于帕金森的专著或章节研读，以至于对帕金森的症候了如指掌。在意识里强行将这些症状排除之后，再用颤抖的动作将书插回书架。

　　在寻求确认的就医过程中，医生也与之达成了默契。在他看来，对于缺乏治疗良策的疾病，一些高明的医生聪明地选择“装糊涂”，不去捅破那层窗户纸。接诊他的一位专业的神经科大夫前后3次检查出他左侧神经传导功能下降，确切的诊断明明可以浮出水面，大夫却依然下结论为“疑似”，还对杜比尔解释测量仪器调校有些问题。很显然，他不想将杜比尔立刻抛入冰窟窿。相反，倒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夫，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确诊了杜比尔的病。最后是一位高年资大夫出来圆场，娴熟优雅地完成了各项躯体检查后，才凝重地告诉他“这位年轻同事的判断没错”。

　　此时，杜比尔还想做最后的抗辩。出现明显的症状群还迟迟不接受诊断，似乎有些晚了。但是，作者认为“太晚”的说法源自那些从早期诊断中获益的疾病。对于那些无法治愈、不可逆转的疾病，确诊越晚越好。同样，对于自己迟迟不愿接受病人的角色，他也深挖了社会学根源。每个人都曾体验过瞬间的幸福，但他们常常把这种瞬间当做永恒，以至于不愿意走出由瞬间构筑的心理幻城。

　　疾病早期的抗拒心理瓦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心理休克期，心理复苏之后则进入新的顺应-逃避期。杜比尔除接受系统治疗之外，在职业选择上放弃了被同事看好的所长竞争，远走美国纽约去做访问学者。也许是出于社会学的启悟，客居的学者身份与陌生的环境很好地帮助他简化了人际关系，降低了社会关注度，缓解了心理负荷。纽约比加州的大学城更容易让人找到自信，因为陌生化的程度更高。在他眼里，忙忙叨叨外加疯疯癫癫的纽约人更像是一个帕金森群体，每个人都有表情僵硬、手舞足蹈的症候，以至于帕金森的轻微发作根本就是纽约人的常态。

　　2001年发生在这座城市的“911”惨剧不仅击碎了许多人无边的玫瑰梦，也让杜比尔更加体悟到生命是那样的无常。帕金森的痊愈分明是一种幻象，西西弗寓言的宿命感才是真实的心理锚地。这些感悟也激发了他对有限生命的珍惜，与疾病博弈的勇气和耐力。他相信，只要迎着太阳进发，奇迹就会慢慢向你走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杜比尔回到法兰克福，先是果敢地向周遭公开了自己的病况，办理了提前退休，然后毅然接受了脑深部刺激（脑搏器）手术，顺利走过了术后艰难的语言康复训练期，学会自主调节脑搏器的开启与频度，逐渐恢复了言语交际功能。在一次重返纽约的读书会上，他终于以自如的思考和评论回归了正常的阅读与写作生活，并发愿记下了整个病程中的身心蒙难与超越的故事，于是有了这本《你好，帕金森》。

　　《你好，帕金森》，作为一种新的医学观而成为当代叙事医学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