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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清醒。”这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忠告，凸显出他对乐观主义的抗拒，以及承受痛苦的必要性——人不是为了享受幸福而来到世上的，只有经历过痛苦，才能争取到幸福。

    其实，人生不过是在幸福与痛苦之间荡秋千，摇曳幅度越大就越惊骇。暗中操弄这架命运秋千的力道很神秘，最刺伤心志的应数政治与文学、爱情和疾病。

    很不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这四道“魔咒”都让他遭遇了。19世纪的俄国社会变革把他推入革命的漩涡，半年坐而论道的激进将他推上断头台。还好遇上了沙皇中还算仁慈的亚历山大二世，行刑前被改判苦役，在边疆流放8年吃尽了苦头。文学曾让他一夜成名，成为评论界追捧的天才，也让他饱受剽窃、自大、平庸的讥讽。易燃的爱、窜乱的情令他神迷意狂，神经质、癫痫反复发作，伴随他一生。疾病也活灵活现地发生在他的作品中、他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成为超越医学教科书的高度社会化、人格化、文学化的疾病镜像。

    从某种意义上讲，劝导医学生用心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不是因为他是一位俄罗斯文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一位癫痫病人、一个生活在幻想和梦魇中的人。他的作品几乎都是自传，都有现实生活的影子。他的创作都不是偶然的，一是社会事件的激发，二是埋藏在记忆中的旧时阅历。对于医学生来说，没必要像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那样去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但非常有必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道切磋癫痫的由来和体验。这或许是进入疾病隐秘之地的另一条通道。

    癫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不解之缘。他最早发病是在7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他尖叫着从梦中惊醒，奔向父母的卧室，然后突然扑倒在地上，失去知觉。成年后的一次严重发病是在服苦役期间。两次婚礼上，他都曾发病。1862年~1863年间，他就有5次发病的记载，诱因多为紧张、劳作。可以说，癫痫是他体验得最真切的疾病，也是他笔下人物的常见病和特有的病态人格，如《双重人格》里的戈里亚德金先生、《女房东》中身兼强盗与巫师双重身份的缪仑、《白痴》中圣洁的梅什金、《群魔》中与命运抗争的基里洛夫、《罪与罚》中的杀人犯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被长老选中的阿辽莎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种疾病会给他笔下的人物带来怎样鲜活的性格。在这里，疾病甚至不完全是噩梦，而可能是通灵的特权，是巅峰体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多次提到可以同时体味到的“两个深渊”，一个是痛苦，一个是愉悦。发病的前兆是心醉神迷、情绪高涨，世界在他们眼里突然变得妙不可言，眼前无比光明，甚至出现奇妙的灵感，如同他在《白痴》中细述的那样：“一种无法言喻的兴奋，一种难以拟制的幸福暖流在奔涌，往日熟悉的世界摇身一变，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些或许就是医学教科书上解释的“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的表现。但是，医学教科书似乎只关注躯体、行为的病理性变化，充满了负面的语言，如四肢强直、阵挛性抽搐、口吐白沫、伴随意识障碍（嗜睡或昏睡）与精神症状（记忆混乱、无法抑制的忧伤等）。谁能捕捉到其中的乐感体验呢？唯有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体察到。

    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现代医学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谁拥有他的生命？谁才是疾病的体验者和叙述者？病人的故事与疾病的真相应该对立起来吗？10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大夫们启动了一个“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研究项目，把病人述说的疾病故事放在理解疾病的显赫位置上；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请来人类学家，开辟“叙事与疾病：治疗的文化建构”研究领域。由此看来，研读病人书写的小说，倾听病人述说疾病的故事，是人文医学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