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养生适合所有人，从事实来看，养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干，有些阶层、有的年龄更喜欢养生。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养生给出了“限定”：养生是指通过保养、调养、颐养生命达到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行为。这种定义将重心落在功能和目标上，如此一来，养生就成为“杂学”——不断汇集、选择能帮助自身达成目标的内容，丰富发展养生知识库。比如最早的养生学与中医学、道家道教学说交融一体，后来又吸收了包括儒家、杂家及外来佛家等学说中修养身心的内容而不断发展，比如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记载了印度佛教徒健身按摩的方法——天竺国按摩法。

　　在汗牛充栋的中华文化典籍中，道家、医家典籍共同承载了记录与传播养生文化的任务，分析历史上养生书的读者，理论上可以反推出哪些人在关注养生、适合养生。

　　通观“中华养生史”会发现，先秦时期的养生书读者大约是喜欢长生术的修炼者，比如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导引图》，竹简《十问》、《合阴阳》、《禁杂方》、《天下至道谈》，核心功夫是房中术和气功，而复杂的房中术可看成一门特殊的气功，这是一部分养生读者——修炼长生术的人。

　　从先秦直至宋元，养生内容还被零散、常规地记录在医家著作中，比如《金匮要略》中记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房室勿令竭乏”，又比如《诸病源候论》中除了记载治病方法外，还记载了大量导引功法。这构成养生著作的另一部分读者——医生。

　　及至宋元，尤其是明清两代，养生开始出现专门著作，比如《厚生训纂》、《病榻寤言》等，作者和读者都有了新气象，作者从此前的医家、道教，转变成了儒生，比如《万育仙书》的编撰者罗洪先是位“状元郎”——嘉靖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迁左春房赞善；《病榻寤言》的作者陆树声是位正直的前“政治局委员”——曾任礼部尚书，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三年。其后数次辞官，又被起用为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国子监主管），穆宗、神宗朝屡辞征召；《摄生三要》的作者袁黄（后改号了凡，《了凡四训》的作者）是位“思想家”——原名表，隆庆庚午举于乡；万历丁丑会试拟第一，因策论违主试官意而落第，改名黄，丙戌中三甲第一九十三名进士，曾任职方郎；《益龄单》、《赤凤髓》的作者周履靖是位“雅士”——少羸弱，弃举子业，专力古文词。郡县交辟，不应，时称博雅君子……这组成了养生书的又一读者群——官员、儒生、山人、隐士和藏书家等“文化人”，因此四库馆臣才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判定：明代养生著作属于专供闲适消遣“小品”——有钱、有闲、有品位的文化人用来玩的。

　　因此，我总结的“养生就是养成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此处更加适宜了——照着书养，要么向着神仙不老，要么朝着良医炼成，要么仿效文士风流，要么模仿隐逸高峻……都不是你自己，只有自己的生活才是你的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