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历来被人类视为根本大计，世界上未见有不重视教育的国度。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认为，教育的开端尤为重要，即发蒙非常要紧。

　　“蒙以养正”的提法虽然晚出，却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蒙学的核心理念——在童蒙时期，教育应正确引导，其方法就是涵养正直品质，其核心目标是“化民成俗”的道德教化。于是能“养正”的蒙学被视作圣人当做的功课，是中国传统士子自觉担当的责任，与拿不拿工资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了，不论是在官办的或是民办的教育机构“书院”里，还是被富人家请到家里教私塾，都不会没有工钱。

　　中国传统的学术经过历代选择、追述，形成了根为“经”，“传”为枝叶的格局，有“六经”、“五经”、“十二经”、“十三经”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经典，获得经典的地位多数有渐进的过程，并非一出版就成了“经”，只有一种被顾颉刚先生认为从诞生起就被冠以“经”的名称，它就是《孝经》，也许这部经是学术经典体系中可作为蒙学教材的代表。

　　宋代起，蒙学昌盛，教材大体可分三类：一类以历史教育为主，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等；一类以诗歌声韵审美培养为主，如《千家诗》、《神童诗》等；一类以道德教育为主，如《性理字训》、《少仪外传》等。而著名的《三字经》则具备综合功能，所以影响巨大。

　　中国传统蒙学的价值自然毋庸置疑，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其中存在于当今时代不符合的内容。比如《增广贤文》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价值取向未必值得今日提倡；“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归因方式也未必有利于身心健康、社会和谐；“当面有成人之美，背后有杀人之刀”、“满口仁义道德，满腹奸盗邪淫”的描述则让我们对传统蒙学“道德教化”的实际功效深表担忧。

　　如何让蒙学真正起到发蒙的作用，而不是导人伪善呆板？或许养生学的价值追求可资鉴戒。

　　《庄子》在养生主中首次提到“养生”一词，而其核心价值追求就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是对生命体本质的尊重和珍视，其算计的基点不是社会价值、功利价值的最大化，甚至不以道德价值为考量，只是回归到对生命体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呵护。

　　当这种生命价值被正视，生活就变得可以简约朴素、健康、恬静、安详自然而至，养生与生活融为一体。

　　蒙学其实更应该尊重孩子生命中最本初的自由意志，如果用儒家的假设来看，最初的本性都是有极大可能发展出善心善行的，而其起点首先是尊重生命，尊重自己的生命，即《孝经》开篇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不管其中的逻辑如何经不住推敲，不管其价值指向如何的未尽合理，它所提倡的行为中蕴含着尊重生命的因子，这或许是蒙学的起点，也是养生的起点——尊重并善待自己的生命。

 《东方早报》2015-8-22

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5/8/22/129656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