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案中的关键小人

彭广军

《鹿鼎记》开始就演绎了一段比较沉重的历史，说的是“明史案”。“明史案”是清朝文字狱之肇始，开了个很恶劣的头。海宁查家牵涉其中，虽躲过了“明史案”，却受60多年后雍正朝“维民所止”科举文字狱牵连，查继佐族子查嗣庭一脉被诛族，查家几遭灭顶。

海宁查家即金庸家族。

满族入主中原，受到汉民族的强烈抵抗，江浙地区尤甚，中坚力量当属士子学人，因而清廷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了控制和镇压。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永历政权灭亡，清朝算是拥有真正的“天下”了。两年后的康熙二年（1663年），“《明史》案”发，鳌拜等四辅政大臣假年幼康熙（时年10岁）之命，凌迟、重辟和处绞七十人（也有说是二百二十一人），官民株连入狱者三千余人，祸及七百余家的眷属流徙宁古塔为奴。

“明史”全称《明史辑略》，记载了明代史实，作者庄廷鑨。庄廷鑨乃浙江吴兴人，自少有才，但双目失明，遂立志效仿左丘明编《左传》。然学识差左丘明太多，只好“讨巧”，从明代朱国祯后人处购得朱之遗著《明书》史稿，延揽宾客编纂。可未刻成书庄廷鑨就去世了，其父庄允诚痛子之切，继续请江浙名士参与修订。

书成，定名为《明史辑略》，凡一百余卷，庄允诚将书当成已逝儿子庄廷鑨的著述，并请李令皙作序，又将茅元铭、吴之铭、吴之熔、李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围、张篙、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列为编纂，其中范骧、查继佐、陆圻等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亦被擅自列入“参订”名单，其实是拉来撑门面。

庄廷鑨老丈人朱佑明也觉得有面子，就出资襄助《明史辑略》刻板刊印，顺治十七年冬印制完毕，然后发行售卖。其实庄、朱两家皆为当地大户，妥妥的有钱人，之所以卖书，纯粹是买名儿。

然而，书中仍沿用明朝年号，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情时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这在清朝全都是犯忌的。

有人反映到江浙地方官员那儿，地方官员知道其中不妥，但大都设法转圜，想大事化小。可有些人却不肯罢休，他们当然不是要维护清廷权威，而是想向庄朱两家敲诈钱财，这其中作用最大的“关键小人”就是吴之荣。

吴之荣原任归安县令，以贪赃获罪，问罪后还有赃银八万两需要退赔。他就以“告别”名义走访治下商贾大户，本以为商户们能像自己在位时一样慷慨解囊，可先前得恭敬有加已经变成经嗤之以鼻，实在抹不开面子的就把他当成要饭花子打发一下。庄家也一样，仅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连凉茶都没让喝一口，致使他“人走茶凉”的感叹都不好意思发出来，因为根本没有茶。这回风闻了《明史辑略》事情，吴之荣认为天赐良机大有搞头，立即拿着原书去庄允城家敲诈勒索，没想到得到的依然被不屑一顾。

吴之荣在浙江相关衙门告了遍，叵耐这厮当县令的名声实在太差，加之庄允城又使银子打点，吴之荣迭遭冷对。气急败坏的吴之荣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于康熙元年冬北上到京告“御状”，

清廷立即派刑部满洲大员罗多到浙江查办，并火速着人赴南浔镇拘捕庄允城等首犯，打入死牢等候发落。其余刻字、印刷、校对、装订和书商、购书、藏书及读者，皆被关押，牵连者众。

据说庄允城还想请当世大儒顾炎武题跋，顾先生翻了翻书就给拒绝了，因为先生认为，庄氏父子“实非史才”，政治敏感性也严重不足，不仅将朱国桢遗作进行大量删增，补写的崇祯及南明史事，仍奉南明的年号为正朔，不用清朝的年号，还在书中提及满人入关前的不光彩秘闻等，几乎是找死。

这种“史书”当然经不起查，鳌拜等辅政大臣听完案情汇报后，暴跳如雷，立即假托康熙之名，于康熙二年五月，下令杀戒大开，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只有白纸黑字被写在书中的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因得贵人力助，言实属不知内情，方无罪开释。

“关键小人”吴之荣因告发有功，不但官复原职，还升官为佥都御史，并得到了罚没的庄允城、朱佑明两家财产各一半作为奖赏。可谓升官又发财。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两年后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可谓天道轮回，报应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