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鲁迅

彭广军

偶然听到大画家吴冠中先生说的一段话：“中国没有鲁迅，这个国家骨头要软得多。齐白石是大画家，但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虽然不同艺术门类不好类比，但我觉得齐白石少几个对于这个国家关系不是很大，但没有鲁迅，这个民族的心态就不行。”

吴冠中先生还曾说，鲁迅是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自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个有脊梁的中国文人。

中国文化人赞颂鲁迅先生的还大有人在，比如郭沫若先生，其实他跟鲁迅先生没少笔墨官司、隔空对骂。但鲁迅先生去世后，他立即意识到鲁迅先生的伟大，1940年在《写在菜油灯下》的一文中表示：“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并将鲁迅先生比作“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还不无遗憾地表示未能和鲁迅见面，是自己莫大的遗憾。

推崇鲁迅先生当然不止文化人，毛主席与鲁迅先生的心灵交往更加让人感慨，更加令人感动。

1971年11月20日，主席在与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领导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1975年底，主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鲁迅出生于1881年，主席出生于1893年，两人年纪相差一轮，但主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关注并喜爱鲁迅著作。主席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而鲁迅早期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于此。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主席第一次去北京期间，曾慕名到八道湾鲁迅住处拜访，适逢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主席还引为憾事：“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1920年，主席在长沙开了家文化书社，亲自选定《呐喊》等鲁迅作品进店销售。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到苏区瑞金，“鲁迅”成了毛泽东与之经常交谈的话题。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还请冯雪峰将自己编校的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转送在陕北的主席。随此书一起送到的还有鲁迅亲自开列书单让人选购的一批书，其中就有《呐喊》、《彷徨》等。

初到延安，主席得知一所中学图书馆有不少鲁迅的著作，便经常让人借回来阅读。

1937年10月，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主席发表了《论鲁迅》的演讲，引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及鲁迅写给萧军的一封“痛斥变节者”的信等内容。其中后者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作家》月刊，尚未收进鲁迅文集。此后，主席在自己演说、著述中常常广泛引用鲁迅相关作品。

1938年1月12日，主席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心疼的感觉溢于言表，想必爱书的人都会有同感。只是，主席并不知道《鲁迅全集》当时尚未编辑出版。

第一版《鲁迅全集》于1938年8月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共20卷。还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非卖品的“纪念本”，赠延安两套，主席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号。此书被他当成了案头的必读书，1946年新华社发表的一幅主席在延安工作照，办公桌上便放着此套《鲁迅全集》中的3本。

这套《鲁迅全集》让主席爱不释手，从延安完整无缺地带过黄河，带到西柏坡、香山，带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主席访苏期间，也带去了许多鲁迅著作，经常废寝忘食地阅读，他跟催促吃饭的工作人员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1976年主席逝世后，床头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这本书是女儿李敏阅读后还回来的，主席在书里做了许多批注。

主席阅读和保存了三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第一种就是在延安窑洞阅读的那套。此书他做了许多批注，书里印错、错字漏字都作了更正。第二种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第三种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主席也在书中做了许多阅读记号，其中一册封面上还写有“1975 ·8再阅”字样。

主席对鲁迅，是真心喜欢，一以贯之的喜欢。“读点鲁迅”至今仍有极大现实意义，鲁迅著作应该成为国人的必读书。人们读书或各有偏好，书对人的影响虽然潜移默化但也是显著的。一个喜爱鲁迅并能认真读懂的人，他可以有恨，可以有怒，但大抵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人，至少不会成为很坏的人。

有了鲁迅，是国家民族之幸。真搞不懂“鲁迅”怎么会在中小学教材中进进出出？那么，是谁在怕鲁迅，仅仅因为“难懂”吗？不见得，我以为恰恰是“鲁迅”刺中了某些人内心深处的蝇营狗苟，揭开了他们心底潜藏着的渺小和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