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从“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之“走出西方”始末谈起1

（连载）

谢嘉幸 

   此次论坛上我的发言题目是“尴尬、彷徨与多元分离--音乐审美批评的当下处境”,其原意是想借此题目，纵横捭阖地谈论一番我国音乐审美批评的当代景观。忽见居其宏先生已撰文《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为“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而作》[1]，觉得本人的论题与此题目有所雷同，尽管所见定有所异，却确有累赘之嫌。不如从居文所提及的有关“新世纪中华乐派”争论的一些语境来展开音乐批评热闹之一角，也增添一些阅读的乐趣。于是有了现在的题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之“走出西方”争论始末谈起》。

毋庸讳言，音乐批评界的“新世纪中华乐派”之争论，我和居先生都是当事人，按“常理”来说，还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的论争双方。正如我在大会发言时所说，居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仅邀请他写文章批判我，还邀请他来参加这次的大会，因此大家为我的这种态度鼓掌。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谈论这件事绝不是要表白本人的虚怀若谷、为人谦和。而是企图探讨，在我们当下的音乐批评、文艺批评，乃至人文学术批评氛围中，能否寻找一种新的讨论问题的心态和方式。因此，我用苏东坡的两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说明，在多元框架中建立新批评方式的可能性[2]。

苏东坡的这两句诗内涵了这样一种认识，对同一件事物，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是可以有不同结论的。换句话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并不一定只有一个是唯一正确，另一个就绝对错误。这样的“老生常谈”似乎陈旧迂腐，却常常是学术争论双方所忘却的一项重要原则，由此横生了众多“决一死战”、“慷慨悲壮”或“势不两立”的场面，则为我们司空见惯。其实，人文学术批评乃至争论，如果多一些“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认识，多考虑一下对方为什么会有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从而挖掘更多的争论内涵，原本是要有趣的多的。当然，这一观点的阐述，也绝不意味着文艺批评，不能够“慷慨激昂”和“壮怀激烈”，乃至“极而言之”的叱咤风云。反之，遇到与自己所见不同者出现这种态势，应多有反思，为何对方有如此悲愤在胸；这一阐述也绝不意味文艺批评没有是非曲直，而是要搞清楚：是“见解”的不同，还是“是非”的不同，是价值取向的不同，还是客观事实的颠倒。当然，要说明上述的认识，确实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正好近年音乐批评领域有“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中关于“走出西方”的争论，可作为很好的案例，供对这一认识的“举例说明”。

“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中有关“走出西方”争论始末

正如居其宏先生在《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3]一文中所说，“新世纪中华乐派”，最先由金湘多次撰文用“中华乐派”概念加以倡导，后由赵宋光、金湘、乔建中和我在《人民音乐》发表的《“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4]一文正式阐述，后在有关该主题的多次研讨会以及音乐学术刊物上，有众多的音乐学者参与讨论。当然，本文无意展开有关该论争的全部，而仅就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言观点分歧的第二点----对“走出西方”的不同看法作一陈述，并集中陈述在居先生批判我这一观点的两篇文章《“宏大叙事”何以遭遇风险》[5]、《“宏大叙事”需要科学精神》[6]发表前后的一些事项。

“走出西方”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一文中，但没有更多展开，居先生在其《新世纪创作思潮的激情碰撞—对作曲界三场论辩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已有批评[7]。认为 “所谓‘走出西方’若将它作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整体性主张，即便算不得国粹主义、保守主义在当代的新变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8]。随后，赵宋光先生则以《邦境邦语五十冬》一文加以回应[9]。确实，如居先生所言，为了推动这场争鸣，我于2006年8月间，给居先生写了如下这封信（并附上文章）：

居兄其宏先生：寄上拙文《走出西方--一种新世纪华人作曲家音乐创作语境的探究》，如有价值，望不吝赐批。久仰先生文风学品，更珍多年之谊。然学术之争鸣，实不为争一高下，亦不仅为“吾爱吾兄，更爱真理”乃尔（此言大具唯我独真之势）。窃以为如果音乐文化是一座大山，那音乐批评应该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局面才属健康。每个人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运转，因此每个人的表达又是有限时空的有限表达，这一认识足以令我辈期盼的是真正的倾听，而不是目空一切的妄自尊大。

弟敬上[10]

随后，居先生写了有关于此的第一篇完整的批评文章《“宏大叙事”何以遭遇风险》，并以此作为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的参会论文（全文19249字）。[11]该文后发表在《中国音乐评论网》（http://www.ecmcn.com/default.asp）。居先生在该文中，分“走出西方”的来历初探；“走出西方”与“走出传统”；“走出西方”的历史判读；“走出西方”的现实判读；“走出西方”的阐述矛盾共五个部分对“走出西方”加以批判（这段论述共4752字）。主要观点如下：

认为《走出西方》一文将作曲家陈其钢“走出现代音乐传统”的观点与作曲家瞿小松“走出西方阴影”的观点，直接转换成“走出西方”，逻辑上是把原来的特称判断偷换成全称判断；“走出西方”理念阐述中的“不否定百年来学习西方的成绩”以及“新世纪还要继续学习西方”之类的解释和说明，是为了“修补漏洞”，“掩饰它自身具有的某种强烈倾向性”而附加上去的，既不具逻辑同一性，内涵也相互矛盾；“超越西方”更科学。

要提“走出西方”，也要提“走出传统”，两者不可偏废。

对《走出西方》一文引用学者秋风“将专制社会体制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企图以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却南辕北辙，导致百年中国陷入专制与暴力交替循环的怪圈”等论述，表示“颇不以为然”，认为“其研究态度和学风是要不得的”；并认为指出“五四”时期“反叛传统音乐”、“全面反传统”的偏差，其剑锋所指，不仅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匪石及主张“中西结合”的萧友梅和刘天华们，而且也株连到了当时力主“复兴国乐”、对引进西乐有“移商换羽”之痛的郑觐文诸人，是“一棍子扫倒刘天华”。

认为《走出西方》一文在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并将它概括为两次西乐东渐和中国音乐家的两次回应基础上，指出“上一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是在‘走进西方’的这一杆旗帜引领之下完成的”的判断存在严重偏颇，“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症候的分析也是“理解误区及逻辑混乱”，是为了满足其“自我论证”的需要——先心造一个“幻影”，然后如临大敌，大加攻伐的唐吉珂德与风车之战。 [12]

    居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自己“三个‘继承与超越’同时并提”的观点：

“继承并超越西方专业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洋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继承并超越中国古代及民间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古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继承并超越百年来的我国新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前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13]

在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上，对于居先生该文，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赵宋光不赞同将中国音乐传统和西方音乐传统平行放置，认为前者是主体，后者是旁体，“欧洲文化作为旁体不能代替主体。我们的归属是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主体音乐文化，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应加强。”[14]金湘也认为三个传统并列不好，“母体不是走进走出的问题，我们背靠传统，无所谓走进走出。”[15]我本人则认为：“‘走出西方’并不是要抛弃西方回到古人，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任何民族文化的成熟都要寻找自己的自觉意识。”[16]刘靖之则认为“‘走出西方’可以理解为抛弃西方的影响和控制，也可以作为在学习西方之后自立门户，与西方鼎足而立”。[17]我本人还在会议期间直接和居先生交换意见，强调说明“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是在西方文化的怀里长大的，也还应该有要求生下来的权力，‘走出西方’正是这个意思”[18]。

会后，居先生又写了第二篇文章《“宏大叙事”需要科学精神——“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归来谈》（全文5786字）[19]。文中继续对“走出西方”展开批评，指出：“新世纪中华乐派”和“走出西方”这两个“宏大叙事”之所以遭到众多诘难，乃是因为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理论阐述暧昧不清，历史和现实认知存在不少偏颇；不要把传统文化天使化；认为《走出西方》一文科学精神匮乏；“超越”比“走出”好，但必须是“三个‘继承与超越’同时并提”（与前文相同的观点此处略）[20]。

居先生的第二篇大作语气上缓和一些，但新的批评由于对《走出西方》一文有“科学精神匮乏”的结论性判断，其分量感觉起来还是加大了[21]。时逢北京文联策划“2007北京文艺论坛”的新主题-《批评与文艺》 ，希望我来策划音乐的分论坛。我立马想到一定要请居先生来参加会议，不仅因为先生在音乐批评领域的威望，也因先生对我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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