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许金晶《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

1我们看到的他们，要通过多少人找到历史的真实

我看过他们的书，他们跟我们情况不一样，他们还是属于社会上层的孩子，具体说就是京城里的孩子。因为“文革”期间，北京还是出了一些所谓的黄皮书、白皮书，主要是外国名著，不是公开出版，要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到。那些人的父母大概都是高干，我们平民家的子弟绝对看不到。所以我们在农村基本上处于无书可读的境地，他们读的那些书，我是进入大学后才看到的，那时在农村里想都不敢想，根本不可能接触到。——3

许先生在书中两次提到北岛、李陀编过《七十年代》一书，记载了一些人的故事。而莫砺锋先生说自己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那样的环境，俞可平先生当年也是没有那个环境。除了他们说的，我的先生也曾在那个时代到广阔天地中去，他们也是属于在城市家庭条件稍好的，可以带泳裤去农村，然后去跳水，带来农村的小伙儿们也都学着穿裤衩跳水；先生还曾经吃了老乡的狗。然后家里老头也说过，当年的知青在知青点儿给我们村所有家庭接上了电灯，但是他们在秋天偷村里的玉米吃，以至于村干部告诉他们，去别的村子偷，别老吃自己村子的。

同样的年代，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回忆，不同的感受。除了客观上事情的不一样，也有不同叙述者的个人态度不一样。先生和我说，他下乡的时候，村里和他年岁相仿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好把式，一个游手好闲算命的。后来他在2000年前后再次回到那个村子，好农民还是好农民，算命的依旧算命，而且有更多的时间请他喝酒。

2学术与常识的工作，学者与教师的工作

莫砺锋

学术著作就是正规的论文的写法，你必须要有新观点。后者就是些老生常谈的，不需要新观点，就是把常识告诉大家就行了。——18

李伯重

做历史是要做通的。如果你是只想做个教书匠，那你有一个方面的知识就够了，但是你做一个好学者的话，就一定要通的。——87-88

从这两位先生的故事中，可以体会学术与常识的不同，学者与教师的不同。现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大学教师的努力方向是学者，而不是教师。大学的管理者，越来越多的希望教师成为他们的员工，生产出来是能够以量数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培育多少自己的学生，很多大学老师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写论文、搞项目等事情上，而带来大学课堂上的水课越来越多，当然水课还有更多因素影响（比如行政力量对课堂形式的影响，以及一切正确对于课程内容的限制等）。

不反对教师能够搞研究，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搞科研，毕竟我们还需要会讲课的教室，能够把一些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

3罗钢，少数的明白人

我觉得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研究环境。其实人文学科的建设就好像是栽树，最重要的是把树选好，把这些树都栽在这儿，就不要去管了，它自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如马克思所说，就像蚕要吐丝一样，米尔顿要写他的《失乐园》，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学者，你不让他思考他也一定会去思考，你不让他写作他也一定会去写作，但是不要跟他说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给他强加很多束缚。杜甫诗说“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山。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我们学院有各种思想倾向、各种学术流派的学者，我们的基本想法就是这些老师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努力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研究环境。——206

杜甫原诗常见的版本“五日画一石”，可能是罗先生看过某种“山”字版本。

近日，随着某大学教师因为不能通过考核而放弃了生命，网络上一大批教师为之惋惜，也表达了对现在大学一味追求数量的制度不满和愤怒。这确实反映了行政人员管理的懒惰，以及社会和人们对“工业化”的理解，工业化以后大家更习惯以数量来说事情，因为专业化的工业化使得我们很难全面了解一个问题，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给它们一个可以理解的数字，比如说这孩子考了多少分，这个老师写了多少篇论文，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等等。

读书时候，教务部某年轻同志给一帮白头发老头讲现在课程怎么要求，按照某通知要怎么讲之类的说明。先生回来说：“都没有上过三尺讲台的，告诉我怎么上课，胡闹。”现在先生早就退休了，但是以各种方式衡量讲课的人越来越多了。

上学时候学纳什均衡，老师们会很高兴的说到这位普林斯顿的幽灵神奇的人生经历。想想这样一位老师弱在我们的大学中，就算不送到医院去，也早给他开除回家了吧。但是普林斯顿的管理者们看到了，看到了他的能力，而且纳什也确实强。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学术，需要让大家相对自由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