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他人（集体）的互动，如何选择？读《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个人会面临选择。由于个人不是孤立地存在这个世界，而是在人类的群体中生长，那么个人的任何选择都会对集体产生各种影响，个人也会衡量不同的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即使最终结果和个人预想的结果可能不一致。

个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个人和集体的互动；集体中每一个个人的选择，最后带来这个集体的综合性活动。个人，在一个时点上，可以有多个选择A、B、C、D……在这众多的可选中，个人一般会选择其中一种（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如弃权也是一种选择）；在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我们不选，可能面对的直接是死亡，那么也是一种选择。无论选A、B、C、D……中的哪一种，或者弃权，或者选择死亡，都会对集体中其他的人产生影响。

像物理学一样，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影响也是相互的。个人的选择对集体中其他人产生了影响，反过来，集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同样影响着个人。随着问题从一个时间点，变成一个时间段，这种相互影响会很复杂，虽现代科学中的博弈论也很难将这样的影响过程说清楚。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个体差异和个体随时间的变化不一致。

对于同样一件东西，人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源于人和人的不一样。虽然我们都被称为人，甚至像经济学中假定的经济人和理性人，但是经济学中的毕竟是假定。我们的不一样反映在方方面面，吃穿住用行。个人的不一样，带来不同的人对同样东西的评价不一样，例如一个买苹果和一个卖苹果的，很明显他们对于苹果的需求不一样，不然就不能形成交易了。买苹果的觉得5块钱和一斤苹果相比较一样（5块钱也能满足对苹果酸甜可口的需求）；卖苹果的觉得5块钱和一斤苹果相比较一样（手里拿一个苹果和拿5块钱没有区别），他们两个就不用买卖了。因此，只有不一样，才能有合作，才能有交易，才能相互帮助或者相互争夺，才能凑成一个集体。个人为什么要集体生存，就是自己能力不足以应对自然，集体相互合作才得以生存么？

由于个体不一样，带来的认知不一样，使得个人在不同时点上的选择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其他个体都会有新的变化，带来选择和选择结果的更加复杂化。对于集体或者国家，很多学者都有研究，特别是认为几次社会大分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效率提高更快，给人类带来空前丰富的物质产品。人们经常用身体里比较一个集体或者国家，比如哪些人是头（首脑、首领等，负责思考、指挥、决策），哪些人是腿和脚（负责支撑其他部分的运行），哪些人是手，哪些是眼睛、耳朵、鼻子……甚至在中世纪时期或者更早，人们希望将这些分工固定下来，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国王的儿子当然是王子和将来的国王，古代的世袭制就是这样的。分工，提高了效率，每个人负责很小的一道工序，能够在熟悉的领域中改进技巧，在工业革命前后似乎得到了证明；但是分工也带来危险，中间的每一道工序到最后的成品，需要很好的调度协调，这个调度协调的工作被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这个负责分工调度、决策、指挥、思考的部门，将决定着这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每个人的时间就是24小时，其精力也不是无限挥洒的，这就造成个人思考的空间、时间和精力限制了我们。对于工人来说如此，对于领导者来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人，主动或被动放弃了思考，问天、问地、问神佛，他们都不知道。谁知道？专业的人知道。专业的人，会不会捣鬼？不知道。

身边经常有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一两个穿着时髦的专家，哄着那么大一群大爷大妈。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谁谁是坏人，是骗子，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孩子在家里就是天王老子，到了学校怕老师怕得不行，放学后见到老师恨不得都绕道走，那么多孩子都听老师的话，老师天然就有一种威力，他们是权威，他们是真理。在学校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就是老师。其中有个别不听老师话的孩子，其结果基本是单独教育，然后换老师（教导主任之类），然后先找家长，然后换学校，实在不行的，就休学、辍学了。大众很容易被欺骗，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人们多少有一种从众心理在作怪。

最后怎样，集体的力量，让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然后集中精力，统一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少数人，即使你能够思考，即使你知道真相，即使你知道正确的选择，也可能被卷入洪流。房龙的《宽容》中，群体中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刀尔登的文字中，总会有一些声音；在多少年的祖训中，天圆地方，总是会有几个人觉得地不是方的，而是球。

君子、小人，全在于个人的取舍？在集体中，选择小人，那么接受选择的结果。生活在集体中，能怎样呢？

在学生间成为流行语的“转向”一词，后来被依《治安维持法》设置、对危险言行进行调查的思想警察所采用。《治安维持法》在1928年修正公布。思想警察为改变激进派大学生的观念下了功夫，还出版如何技巧协助“转向”的手册。转向并不能只靠逮捕入狱和加以拷问。根据池田克检察官所写的手册，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的“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手册上还说，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转向诱导术手册”就是这样进行的。被置身在这种技巧下受到诱导的青年，虽然以前依循福本和夫定义的转向之路前进，但现在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体现自己所信奉的政治理想，而觉得作为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然崩溃，于是朝着思想警察所定义的另一个路径转向了。……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转向”一词被纳入日本日常用语，并广泛使用的整个历史经纬。主要的意义在于，在国家权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转变是可能发生的。这个现象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强制力的运用；其二是个人或团体在面对压力时，他或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反应。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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