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看《南方周末》的时候看到一则去年发生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件事情：一位内地女研究生给老师一万块钱，希望“买”个好分数，结果被老师举报，以行贿罪入狱。关于这件事情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一位名叫Gibson的香港学生，这位学生认同了当事教师举报的做法：“他要证明自己是廉洁的，因为信誉很重要。”当记者问及“信誉为什么重要？”的时候，这位学生愣了一下：“这个，你们觉得需要理由吗？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都是这么教我的啊。”

    我想，记者问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问题并不是多此一举，记者想从这个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口中得到一个同样天经地义的回答。换做是我，我会这样回答：“信誉的重要性就像数学当中的公理一样，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无条件恪守的行为准则。”

    这使我想到我曾经努力思考过的一个问题——我的人生公理原则。尽管后来也没想出个头绪。

    大一在听北大数学系张顺燕教授的选修课时他曾经引述道：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学公理。数学中的每一个定理都需要由另一个或另几个定理证明推导出来，既然每个定理都有“源头”，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追本溯源，总会有那么几个“定理”是无法证明的，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公理。某几条公理一起能成为一个公理系统，前提是由这几条公理出发，我们能推导出一个领域内的所有定理和结论。如果把这个数学思想用到社会学中来，能不能同样用“公理系统”的方法推导出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准则呢？边沁的结论是这样的：

    1.人人生而平等。

    2.知识和信仰来自感觉经验。

    3.人人都趋利避害。

    4.人人都根据个人利益行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衡量是非的标准。

    当然，他的理论肯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公理”是“有形”的，而社会是“无形”的，如何用有形描述无形？这里可以引入维特根斯坦的论断：“凡是对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保持沉默。”另外，这里所说的“利”和“害”我觉得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定义。

    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和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当时思考的正是——像诚信，善良这样的美德应该是像公理一样不需要去证明的，我相信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社会总有一些道理、一些品质是我们人人都必须遵守的。

    那么，你的人生公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