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15 岁时，汪正华先生正旅居香港。他的住处和我家相隔300米。母亲见我们姐弟都喜欢京剧，就请汪先生来教我老生。他教了我《坐宫》、《乌盆记》、《武家坡》的唱和念。还在一次堂会上和电影演员许可彩唱了《坐宫》（借的上海名票朱永福的红蟒）。老先生说：中国民族艺术必须口传心授。可那时的我，学戏是玩，一点也不上心。说不出汪先生艺术上的成就，只能说几件往事，以表怀念。

一 、马连良先生旅居香港，汪先生拜马先生为师 ，马先生给他说了一出《乌盆记》。1950年杨宝森先生被邀在香港唱了一期，汪先生作为里子老生在杨先生班里演出。由于他的嗓音条件和长相近似杨先生，除了在台上合作外，没戏时他总是站在幕边学习。为他以后在上海继承杨派艺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 1961年，我工作之暇有点想学京戏了。我买了《广播报》，把电台里放的杨先生唱段划出来，交给体育馆播音室的同事，请他帮我录下来，下午训练结束，跑到四楼播音室去听几遍。我学了一段《清官册》。在杭州比赛回京，在上海转车 ，我抓紧时间去汪先生家，哼给他听听，谁知就一段他给我纠正了几十处错误，他一边说我一边在唱词边上用符号记 。上了火车就躺在中铺上复习。车到丰台站，列车员要清扫车厢，火车停靠 20 分钟。我这急性子，穿好棉袄，下车在看台上背戏，完全忘了火车这回事，当我想起来，回头一看，那火车不讲人情，竟然关上门扔下我，徐徐挪动了。我急忙敲车窗，告诉队友把我行李替我拿着。车上的同伴们倒都明白了，换来的是一片大笑声。这辆车一走，我就穿过路轨，钻进一辆从山东回北京的车，等我跑步到出站口时，赶上了队伍的尾巴，不用再麻烦他们等我，只是谢谢他们帮我提行李。下一次出差前，领队必定要讲一句“不要再发生杨洁事件”。

三、我开始迷上了杨先生的唱，在上海外滩小商品市场买了一台国产616录音机，在信托行买了两块钱一盘的处理录音带，从收音机里把杨先生的唱段录下来学习。当我听不清唱词时我就给汪先生写信，把听不清的地方空出来，请汪先生填空，汪先生会像小学生那样，很认真地填好，原信寄回。汪先生对杨先生的唱词最准确，举个例子：《骂曹》中有一句唱我听不清，查了几本大戏考，都是“想一个妙计”或“施一个妙计”、“想条妙计”，和杨先生的词不一样，汪先生给我填的是“并无巧计骂奸曹”和录音里完全一样。

四、一次在他家饭桌上，他喝了几口酒，话就多了，说：我给你说一段《梅妃》吧！不行，你回北京没人给你拉，结果就给我说了一句“金乌坠”导板。

五、文革初期，我到上海出差，他说：我给你唱一句《沙家浜》你听听。我听出了发音位置和用气方法与原版的不同处，是杨派的风格。

六、改革开放后，我弟常来北京、上海玩戏，我有机会在前面垫一出。于是我跑到汪先生家里，请他给说说身上。汪先生说：你就这么走出去。他还以为我在北京住那么多年多少有点“道行”。岂不知我一步台步都不会走，怎么走得出去呢！我几十年住在北京，偶尔到上海出差才能去请教一下，所以没能学到什么东西 。

七、汪先生给杨宝森先生“音配像”是对传承国粹、继承杨派艺术的一大贡献。一天，张君秋先生找我，让我帮他们请汪先生来为杨先生的戏配像。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务。汪先生几十年来一直追随杨先生的艺术，不仅仅是唱、念，以及台上文戏的动作，而且在扮相、服装上都在找杨先生的范儿。他来配像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我开始打电话和他商量。汪先生一向低调，认为北京那么多人才，配不好怎么办？顾虑重重。我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说通。第一出戏配的是《失空斩》。我从火车站接了他和盔箱师傅叶菊生，安排在中国戏校招待所后，拉他们到阜成门烤鸭店，张君秋先生和谢国祥先生在那里为他接风。张先生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是继承传统艺术功德无量的大事，将来这就是“教科书”。

汪先生为《失空斩》配像后反响很好，在音配像工程中属于上乘之作。这给汪先生增强了信心。我乘胜追击，请他来配《伍子胥》。按程序走，先给上海京剧院院长打电话，然后给叶师傅打电话，请他顺便带上《杨家将》的服装。这次安排在干面胡同招待所。第二天下午在广播剧场工作。汪先生戏熟，非常顺利，像台上演出那样，一气呵成。晚上，我看汪先生也很高兴，就和他商量，说：既然来了，不如把《杨家将》也配了吧！汪先生也没反对，只说：服装呢？我说：对不起没告诉你，给你备着了。于是，休息一天把《杨家将》也完成了。到此为止，我已经完成任务。其实他穿褶子最漂亮，《捉放曹》，《搜孤》等戏他最合适。但管不了这么多，也没有权利管。汪先生后来又配了《大登殿》、《二进宫》。音配像工程中汪先生的成功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确实成了后人学习杨派艺术的教科书，留传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