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学校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是为“78班”。不久，又招收了一些从青海、贵州、河北、河南、广西等地送来插班的代培生。

       1980年，又有一班来自唐山京剧团的小学员入校插在78班里学习，其中分给我一名学生就是李海燕，当时她十六岁。

       代培生的年龄要比北京的学生大三、四岁，这些孩子离家求学，知道自觉用功，显得更懂事一些。学校对李海燕的培养，其实是有点“歪打正着”。一来，我当时三十几岁，在学校里还算是青年教师，教程派本来就顶着不少压力，甚至是带有点儿“实验”性质的；其二，李海燕当时是代培生，入校后不太受重视，如此就安排在我这儿接受“实验”了。

       所幸的是，我们师生都很认真、努力，海燕的素质优势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经过不到一个多学期的教学，她第一次彩排了《贺后骂殿》，受到了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78班是我在“文革”后教的第一班，也是我教的比较系统的第一个班。开始的教学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坎坷，尤其是得不到领导的理解，甚至遇到了层层障碍。比如，当时很多人对于程派艺术在理解上有偏颇，认为它“不通大路”，于是程派在学校里就陷入了这个不能教、那个也不能教的尴尬境地。比如，有的老师教《桑园会》，把“三月天气正艳阳”的“三”字唱倒了，变成了“散月天气正艳阳”，可是由于她不归什么派，领导就视而不见；而因为你是“程派”，就是把字音唱正了，也不许你教。任你怎样解释，他也不予理解，权力在他手里，你也无可奈何。

       为教一出《红鬃烈马》，我得自己去联系请这个老师说个魏虎，请那个老师说个高思继，再找教尚派的李喜鸿老师给说个代战公主。教学成了我自己的事！甚至教学一开始连个剧本都没有，只能让学生们分头抄写单词。再有，我教完了这个戏，想请赵荣琛老师来看看，给予指导。当请示有关领导学校能否派车去接时，得到的回答竟是：“这是你个人的事，不要用公家的车去买好。”可是在老师那边，师娘又不能理解：“怎么你们学校连个慰问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是五十五元，除此再没有任何其他报酬，要自己做这么多的事，搭这么多的人情，真是很为难。

       在1982年的夏天，经过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当一出前面带“牧羊”“封官”等场次的《硃痕记》教学完成准备演出时，却被领导上告知：“这个戏太温，一不能唱大轴，只能放在开场，二只能从‘灵堂’演起。”我被气坏了，据理力争，我说：“起码也要从‘封官’起，如果这样演观众有一人退票，这场戏我包了！”结果，在新街口的工人俱乐部演出时，开场《硃痕记》的效果非常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反之，排在大轴的《恶虎村》却失误频发，反映冷清。事实胜于雄辩，待后来再演时，《硃痕记》不仅变为了大轴，而且还加上了“牧羊”一折，获得了更好的演出效果。李海燕也就是从这出戏开始不断地加强了实习，越来越进入状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1983年3月，赶上纪念程砚秋大师逝世25周年的演出活动，李海燕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新秀参加演出了《贺后骂殿》。从此，李海燕的演出和我的教学开始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李海燕在毕业前已经在观众中小有名气了，不仅是一般观众，连不少内行、专家也都看好她的戏，程派艺术的“知音”冯牧老师和程先生的鼓师白登云老师在看戏后都对她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叶少兰、李长春老师当时常穿着一身戎装，从吉祥戏院看完后又“追”到长安戏院来看她的戏，也都夸奖海燕是一个堪可造就的难得人才。记得在1985年暑期后，78班先后到天津和济南进行毕业巡演，厉慧良、张世麟和方荣翔老师在看过李海燕的戏后，也很是夸奖，方荣翔老师还在报上发表讲评文章，特别对海燕提出了重点表扬。对程派素有研究的胡金兆老师在看过李海燕的《荒山泪》演出后，兴奋得夜不能寐，连夜打越洋电话向正在美国探亲的赵荣琛老师“报喜”，连称李海燕简直就是“小赵荣琛”。他后又在1987年第47期的《戏剧电影报》上撰文说：

      “程派难学，承继者寡。然而却有一批年轻女子决心立雪程门，奋力攻关。已露头角者有：迟小秋（辽宁，王吟秋弟子）、刘桂娟（天津，陶汉祥、李世济弟子）、张丽丽（南京，新艳秋弟子）、王学勤（北京，李世济弟子）和李海燕（唐山，赵荣琛再传弟子）。五人都二十出头，相差一两岁，均有一定造诣，人们戏称为‘五小程旦’。其中迟小秋荣获‘梅花奖’，演出机会多，早为观众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另几人就艺逊一筹。甚或说，真要五人赛艺，有可能后来者居上呢！其中，李海燕就很具光彩。……李海燕受业于赵荣琛弟子李文敏，是程派第四代。细高身材，扮上戏酷肖程砚秋青年时。……欣赏程腔是优美的艺术享受，但也有人误以为程派只要唱得好就成。其实程砚秋的做表十分精美，脚下功夫很深，其圆场、水袖之佳，堪称独步。如果光能唱而做表逊色，还不能说全面继承了程派艺术。李海燕能唱又能做，像《荒山泪》中‘抢子’的圆场、屁股坐子、水袖花；《金锁记》窦娥在‘辞别了众高邻……’唱中，从太极拳、大刀花变化出来的繁复舞姿；《锁麟囊》中‘寻球’的登楼身段、寻球时正反半卧鱼，都应有尽有。”

       当时，学校在参加中央和市里的一些组台演出时，也多是以李海燕为主。如一次文化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组台晚会，特点我校由李海燕等学生演出《大登殿》，并被排在了大轴，前面有著名演员姜昆的相声、刘德海的琵琶独奏和殷秀梅、关贵敏的独唱。一连两天的演出，前面的节目有所调换，而《大登殿》却连唱了两场大轴。当时，在78班毕业公演的剧目中，十场大戏里就有李海燕七场，可以说，当时我们的教学成绩是很受观众欢迎和认可的。

       我教78班时，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李海燕从第一出《贺后骂殿》学起，相继又学了《三击掌》、《硃痕记》、《红鬃烈马》、《窦娥冤》，直至《锁麟囊》、《荒山泪》，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扎实、稳定的教学效果。在“文革”后，曾与程砚秋大师合作多年的于世文老师从京剧团调来学校担任教务长，后又担任了主管专业教学的副校长，主抓京剧教学工作。我对于老师的来校工作，从内心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是能够理解程派艺术的，也能够理解我所为之努力的“程派基础教学”。在教学上他能够给予我们支持，为我们指点、把关。尤其是后来于老师也到教学一线，亲自参加教学，我有幸与他一起合说《红鬃烈马》，在合作教“对儿戏”的过程中，深受提携，得到了很多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说是受益匪浅。还有孙振泉老师和后来在我教90班时请来的李少广老师，他们对程派戏也都非常熟悉，很有准谱，在与他们一起教学时，我也得到了很多学习。所以，我在教学上能够取得成绩也离不开这些位老师的指点和帮助。

       教学上取得成绩，作为教师理应得到褒奖、鼓励。然而，在当时，因为我还是“青年教师”的身份，所以学校在宣传尺度上还要有所保留，以防止我“不能正确对待而骄傲自满”。如在1984年3月20日北京日报刊登了该报老记者王纪刚老师署名纪刚的文章，题为《枝枝红杏出墙来》，盛赞北京戏校京剧78班学生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文中谈到：“且不说春节前梅、尚、程、荀四大名旦的流派专场演出，胡海燕的《贵妃醉酒》、黛诺的《昭君出塞》、刘蓓的《窦娥冤》、王晶的《红娘》，各有特色。这里说一下李海燕，她不止会全部《窦娥冤》，连《硃痕记》、《武家坡》等戏，唱白步法，水袖身段，夸张一点说，都是当年程砚秋先生的表演程式。这里看到了老师的心血。这位老师从赵荣琛同志那里学到程派许多表演艺术，又传给了李海燕，塑造了一个年轻的程派再传人。人们由衷地感谢许多老师在青年人身上花费的大量心血。”我就是这样被隐姓埋名地以“这位老师”之称开始引起社会注意的。

       1985年夏季，在学校为78班学生毕业公演所印制的宣传画报上以“程派艺术代代传”为题介绍了我们的教学情况。文中称：“由李海燕、刘蓓等演出的《荒山泪》、《锁麟囊》、《朱痕记》、《窦娥冤》等重头戏，都是程砚秋先生当年的代表作。她们那情感真挚的演唱，使脍炙人口的程派艺术再现今天的京剧舞台，令‘程迷’们屡看不厌。算来，她们已是程派第四代传人了。她们的老师李文敏是本校首届毕业生，也是赵荣琛先生严格培训的弟子。可喜的是李海燕、刘蓓等都像她们的前辈赵荣琛和李文敏老师一样，热爱程派艺术，忠实于程派艺术，并立志终生致力于程派艺术，使其花开不败、永葆青春。”

       我教的78班这个组当中，除了年龄偏小、家在北京的刘蓓和李海青之外，基本上先先后后来的都是外地的代培学生。其中除了唐山的李海燕，还有贵州的田华、李芳芳及河北的崔建恩和苏丽娜，最后又来了甘肃的张巨萍。这些代培生的年岁稍大些，她们离家在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懂得自觉用功。那时学校的条件比较差，没有那么多教室。像李海燕她们下了课后让同学代买好饭，自己则不离开教室，吃过饭就 “占领”着教室里继续练晚功。我当时也经常在院子里上课，地不平，我还解嘲说：“如果你不好好学，就是人大会堂给你用也不成！”我当时住在学校里，课余时间、周日放假，学生们也都到我的宿舍里来，所以我几乎全天候地与她们在一起，教学已经超越了课时的局限。我还经常带学生们出去观摩，遇到好戏还自己拿钱给她们卖票。我后来又接了81班的课，同时教两个班，近十名学生，有时头天跟随大班演出深夜方归，第二天一早8点又要准时上小班的课了。虽然一天到晚连轴转，但内心是很充实的，尤其是当看到自己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回报，学生们有了明显的进步，又有新的目标在等待着我去努力实现时，我的精神就感到振奋，浑身便又有了使不完的劲。

（摘自李文敏自传《梨园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