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沉究竟是为殉国难还是被逼逐？

2200多年前的五月初五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着满腔忧愤，毅然投入波涛翻滚的泪罗江中（湘江支流，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境内），结束了他那坚贞不屈、才华横溢的一生。千百年来，他的死一直为百姓所惋惜、哀悼，纪念。那么，屈原究竟是为何要投江自沉呢？史学界众说纷纭，并未有一致而确切的定论。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楚国都城，今湖北省荆州北古纪南城），眼见国亡而殉国难之举。持此说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屈原研究》中说：“郢都陷落时，屈原逃奔江南。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连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自沉了。”在《屈原考》中进一步发挥说：“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  他受不了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认定：“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有人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认为据《史记·屈原列传》和《哀郢》中的有关史料看，屈原写《哀郢》的时代约为顷襄王十四年（即公元前285），而屈原投江却在顷襄王十六年或十七年，即公元前283年或282年，而《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中载明，秦大将白起于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开始攻楚，第三年（前278年）攻破郢都。因此，屈原写《哀郢》和自尽在前，白起破郢在后，从时间上推算，屈原根本不可能是殉国难。从《哀郢》的内容上分析，诗人在文中一再述说自己心头的悲哀，哀自己无罪遭贬逐而“东迁”， “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而不再得”、哀人们沉湎于一片“平乐”而看不到大祸将临。明朝学者张京元在《删注楚辞》中云，《哀郢》是“原既去国，还顾郢都，念其将亡而哀之”。显然，屈原写此诗与郢都陷落并无关系。诗人投江前作的绝命诗《怀沙》中也并未流露出痛惜国破家亡而决心殉国难的情志。而且，如果屈原真是殉国难，历代史家势必书明，以志褒彰，但是，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和唐朝沈亚之的《屈原外传》等，这些对屈原结局深表同情的史家所撰写的史籍中，均不见有屈原是为国难而殉身的记载。那么，屈原究竟因何故自沉呢?

有人认为，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而当时的顷襄王已经忘却了疆土被蹂躏、父王被骗拘死于秦地的国耻父仇，反认秦为友，又“专淫逸侈糜”、“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国内奸佞弄权、城池不修、百姓离心，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已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诗人却受谗言而身遭放逐，报国无门，《哀郢》中他就悲愤地诉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怀沙》中他更尽情倾诉自己的冤屈：“郁结纡珍兮，离憨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表白自己遭受长期放逐、满怀的忠贞无处申诉，只有"伤怀永哀"的郁苦心情。《屈原外传》说：屈原“晚益愤懑，披蓁茹草，混同鸟兽，不交世务……王道逐之，于五月五日赴清冷之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受到楚王的“逼逐”，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经绝灭，身心交瘁的诗人不忍心眼见祖国和人民蒙难，也不愿在衰老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于是，他在《怀沙》中斥责了楚王的昏庸，在《惜往日》中写下了“宁磕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舍，痛痈君之不识”，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昏馈无能的庸君，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再次长时间放逐而依然等待，最后绝望而自沉的根本原因。

还有人认为，屈原屡次遭受佞臣的诬陷、排挤，又被阻断面君之门，投诉无路，蒙受冤屈，对这类祸国殃民的贼子，他切齿痛恨。怒斥此辈是“谗人”、“党人”、“邑犬”，《怀沙》中他就痛斥他们“变白似为黑”。“倒下似为上”、“鸡鹜翔舞”、“邑犬群吠”，这自然愈益遭致群奸的诬陷，诗人表示“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宁愿一死，也不向群小屈服。西汉桓宽《盐铁论·颂贤》中就指出：“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柳之谮也。”所以，屈原应该是由于受奸佞相谮而逼得投江自沉的。

自然，上述史家的学说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历史真相如何，都改变不了屈原作为中华民族宁死不屈忠诚报国气节的杰出代表，也改变不了中国人民在端午节纪念屈原及其精神的那份真情。（摘自《历史文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