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人的镜子。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食物变成景象，把景象变成食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说。这里人与镜子的关系，至少表明视觉工具即眼睛的基本功效在于眼睛属于可见者，而不可见者又来自何处呢？应该是心。

心有第三只眼睛。每个人都有这第三只眼睛。心即脑。脑产生绵延幻觉虚像。中国古典诗学创作论经常用出神、神游、神思、坐忘、冥思、骋目游怀、心驰神往等词语来表征这虚境获得，依托的其实就是这心中的第三只眼。神游无涯，自然成为后人痴迷体验庄子化蝶的极大妙趣。平常生活中的小孩、学生总心不在焉、注意涣散；而成人也心有旁骛、若有所思。孙悟空最明白这一点，留下假身形在此，而真神魂早已远遁，与之作对的妖怪更熟稔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在窗口、床上，或桌边发呆、想象或做梦，就是走神，是心在动，在徜徉遐想，并有所顾系。其幻象、梦境即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中，有另一个我或者另一个人，在经历，在对话，在表达。我看着这个似我非我的人，他的活动，构成了作者与叙述人或焦点人物之间的分离重合，但绝对不会一致。幻象语言甚至口头语言，与口、心之间始终存在诸多不契合的地方。它们在互相寻找、印证的过程中构形着神秘莫测的奇幻境界。

     小说部分构想即来自作者假托文字而产生的梦幻，这个梦幻在于小说家感到有心理话要说，有小理念要表达，有个大宇宙值得探讨。真相在假象中逐渐出场现身，却又非我非他、非人非鬼，惝恍迷离，而又绰约魅惑。

     这就是纳博科夫《眼睛》所由第三只眼睛看见、寻觅而播撒出的神奇意味。存在即为寻求真相。而真相也是假象。假真难辨，趋于一体——虚构比现实更像现实，而现实如同梦幻，此话确实如此。今天我们通过影像世界、网络视窗所触摸理解的这个世界，本来就由幻象符号所支撑建构起来的。发现了这一点，那么小说阅读之况味按照昆德拉所谓的“对存在的勘探”，也如同诗人艺术家或哲学家一样达到了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一样的神妙境界。

 小说《眼睛》的语境涉及了二十年代流亡柏林而落魄不堪的家庭教师“我”因为受辱而自杀死了之后的存在历程。这是假设，也是每个人“向死而在”（海德格尔）命运之必然。文本就是要促成一个尽管未然却可能提前降临的既成事实，这个事实与许多鬼魂叙事的逻辑技巧一致，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即在于纳博科夫所讲述的这第三只眼睛所呈现与营造的意图与“社会意义”或“神话”无关。他不以讲故事来折服人，也不构造迷宫来诱惑人。他要以死魂想象来引领我们进入一种哲学性的感知体验。这种体验恰好就是我们平常每个人第三只眼睛所寻找获得的幻象。谁是斯穆罗夫？他有无数可能，寻觅他的事相逻辑与编演过程本来如侦探小说的意旨一样，而寻觅未尝不是人生存在的理由。“我”寻找斯穆罗夫的过程也就分外有了意义。意义就在寻找的过程中。因为眼睛和镜子一样影射出的永远是镜像、假象，无数个不全面的镜像、假象合拢而成却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主体，因为“我遇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生灵，仅仅是斯穆罗夫的偶现镜而已；其中一面，尽管我认为是最重要、最明亮的，但仍然不会给我展示斯穆罗夫的映像。”而“真实的生活原来就是一场梦，这真叫人毛骨悚然，但本来被认为是一场梦的生活——漂流不定，不负责任——突然一下子凝固成实体，那就更叫人魂飞魄散了！”这是小说镜像照射的效果，也是“我”的眼睛在寻找斯穆罗夫过程中对存在之荒谬性的洞悉和认同。

而寻找中更大的体验在于寻找之路径中隐含的意趣，所有的寻找原来不过就是寻找确认自我，是灵魂寻找前身和肉身，是他者寻找主体，是镜像寻找实体，抑或相反。正是这寻找本身有所体悟反省，即“我并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反映我的成千上万面镜子。我多认识一个人，像我的幻象数也随之增加。他们在什么地方生活，它们就在什么地方增值。”主体和影像看似对峙分立却又互融互化。

最后“我”意识到了这种寻找本身蕴含着无穷他审与自审的快乐，“我已经认识到世界上唯一的快乐就是观察，刺探，监视、审视自己和别人，不做别的，就做一只略带玻璃色的，有点儿充血的，一眨也不眨的大眼睛。我发誓这就是快乐。”“我快乐，因为我能凝神注视我自己，因为任何人都是引人入胜的——是的，确实引人入胜！”寻找最终变成了审视，寻找的过程也成了审视自我的过程，更是审视自我的理想结果。

《眼睛》看似写的是眼睛与镜子寻求认同与重和的过程，所呈现和放大的却是第三只眼睛——心，幻觉，想象、虚构、阅读等精神元素之于人本身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秘密，更是文学艺术阅读欣赏的历练法则。就此而言，纳博科夫可谓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与博尔赫斯一样名副其实。

（《眼睛》纳博科夫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