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镇保定“说”土匪

——评谈歌新作《票儿》

《票儿》   谈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常言道：燕赵多豪侠，关东多土匪，山东多绿林。“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之一的谈歌，出手不凡，凭借《票儿》引领09年9月的文坛风骚。读之，朴实有味，娓娓动人，不由人慨叹——

莫言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胶东高粱地怎地变成了保定府的山岭荒野？难道他们的精魂跨世纪后死灰复燃？那些个匪夷所思的匪气，为何时隔多年，依旧能卷土重来？

讲土匪的故事，由来已久。当代文学“后三十年”，自山东莫言《红高粱》、尤凤伟《石门夜话》始，即额外拓展出一条“新历史”的“土匪种”根系。这条根系延续至今，绵延不绝，且时时有上乘之作。即便电视剧如早期《乌龙山剿匪记》，与之语境相关甚大。晚近《我的土匪奶奶》已成昨日黄花，而《票儿》却重开生面。可见这传奇体的美学意味，从来在民间大众心理和文人形象时空中，横亘成一道抹不去的余音绝响。

仔细想来，无论如何讲述，依然属于古人玩过的花活了。侠义传统和替天行道之心理，由来已久地积淀于一个农民为主国家的精神岩层。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造反、聚义和革命，不过显示出其应有之义。你读《水浒传》也罢，品味《三侠五义》也好，倾听《侠女十三妹》也行，总会不知觉地串通古今，驰骋来往，并与《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甚至《红旗谱》等当代文本发生诸多关联。而这些文本中的基本美学基质，却又莫不与民间“说部”传统则相联系。

谈歌的《票儿》即不脱离这种“说书人”传统的复活。构成其主体材料的泉源来自三方面：一方面是野史，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土匪故事记录文本；一方面是信史，即来自官方或政府史料记载；一方面是民间考证，即作者的“田野作业”、口述实录等等。诸文体相互交叉，互相修补，却也形成意义消解策略。它们杂糅成块，亦真亦幻，亦奇亦怪，恍如票儿的那个隐身人师傅一样，来去无影，却时时出现在紧急关头，支撑着文本演绎出的奇异风采，成为最具有超级本领的匪徒喽啰的祖师爷。

杂交体，就是谈歌组合《票儿》这一话语织造体的基本形式。但这个文本真正的妙处，却并不在于堆砌一堆匪患的奇闻异事，也不限于仅仅经营出郎才女义的人物原型——票儿和肖桂英。体味小说《票儿》的真正妙处，在于让传奇故事体与历史和现实中人发生对话关系。这是谈歌小说修辞中最具有读者意识的一个关节点。它主要表现在那种凸显叙述者声音的“元小说”话语模式中。

那些时时凸显出作者声音的语段，虽带有幽默吊诡意味，甚至造成了解构效果，诸如“写到这里，谈歌……”、“读者看到这里，或许要批评谈歌……”、“这是后话”此类的打断叙事进程的叙述手段，其实在我理解中，应当隐含了谈歌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这种叙述策略之一方面，表明历史并未死去，历史的意义在于今天人的赋予和如何看待它的换位视角。因此，谈歌特意凸显叙述声音，不过是在引领读者对史事进行萃取，并依照个人的理解，来阐释或体悟，从中获得某种感知力和理解力的提升。特别联系到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更能体现出这种“木乃伊归来”的隐含况味。其次，上述凸显叙述声音的表意策略，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复调性。也就是多种声音，在时空穿梭中，不知觉地形成了混响，恍然有一种民间狂欢的节庆意味。

小说叙事的线条可以用一个字母“Q”来理解。“O”部分从“1951年”开始回溯，不断分蘖抽枝，不断衍生演绎，却最终又回旋到“1951年”。这样的圆形轨迹不期然地形成了一个轮回，其实也暗含着弃旧趋新的命题。或许谈歌的安排来自于“新/旧中国”历史断代法来做如此安排。这个“O”型如同绕线团一样，令人感觉人的命运在晚清以降的几十年历史中，即便不轰轰烈烈，也可能被乱世给糟践折腾死。那些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因缘际会，在土匪们中间如同普通百姓一样，都难脱历史语境本身的合力。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一民间宿命论信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却戛然而止：票儿中黑枪而死，伤心欲绝的肖桂英晚年出走迷失，步入票儿师傅一样的归隐状态。这样的叙事安排被包容在字母“Q”除去“O”之后的曲线指向中，本也意味着直线型的“解放后”新中国历史，已经被盛放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坐标和发展向度中。从此每一个人的命运从此不仅有了主体性，而且更能合理选择自己的生活，安放自己的位置，决定自己的命运。

从天道循环论到直线历史观，两种历史观充满传奇性地一并扭结在“土匪”出身的个体命运中。通过《票儿》这个小说，我们或许能更好地体悟到百年中国崎岖不平且信心坚定的行程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