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吃的不是小宝塔，而是另一种虫子药。早晨，妈妈惊喜地叫了起来“你们快来看，这虫子老长，跟面条一样”。哥哥拿了一根棍子，挑起那长虫，到外面炫耀去了。

昏昏欲睡，恹恹一息。妈妈满脸不高兴，大大也眼露鄙夷。“油条你都不吃！”“你快死去吧！”恶心，只有恶心。一根面条一样的蛔虫从鼻孔里窜了出去。爷爷不断长吁叹惋。姐姐的声音不那么恶狠狠了。

（每个人体内都养了一条绦虫，这样才能不胖，难道是它在作祟？）妈妈找人要了一张纸，烧成灰，用水冲了喝。还是恶心。开药房的美洲先生摘下一条腿上粘了一块白胶布的花镜，摊开手，“我-我没招了，还是去东医院看看吧。”

妈妈在前，哥哥在后，三个人一起往东医院去。阳光和灰尘都白花花的。要瘟人，妈妈说。她牵挂着那几只刚吃了土霉素的鸡。每家都趁着天不亮，往河沟里扔鸡，也有的干脆拾掇一下吃了，那样他们家门口总会看到几根鸡毛。

走不动了。妈妈诅咒道“该不够恁祖宗了！”她蹲下身子，然后起来，继续往白光里走。哥哥走在侧前面了，他的鞋后跟烂了，趿拉起更多的灰尘，偶尔石头被踢飞。那脚后跟黑乎乎的，大概冬天的残留。那姐姐穿剩的大褂子，抱住他的屁股。

你跟着我也没好吃的，妈妈说。我知道，哥哥说。你赶紧回家看看鸡，妈妈说。我爷爷在家看着就行了，哥哥说。

那来苏水味白花花的，呛人。那味道比药片更恶。恶心但吐不出来，肚子里什么也没有。（饿死那绦虫，饿死那蛔虫，就好了。）妈妈走到棕红色的长椅前放下，“你好好看着你弟弟，我去挂号！”人腿晃来晃去，遮住视线，却在白墙上留下模糊的影像。那影像的味道更浓了。

妈妈推开门，领着进了一间屋子。靠窗桌子前，对坐着两个白大褂，不戴眼镜的岁数大，戴眼镜的岁数小，胸前别着一支钢笔，挂着一个i电影里怀表一样的东西。他们之间的桌外，有一根板凳。妈妈站在身后，开始向老一点的白大褂说着什么。那手伸了过来，摸了摸，又翻开眼皮，拿放大镜照了照，接着捏起胸前的怀表一样的东西，伸到心口窝，它热乎乎的，心被它吓呆了，开始砰砰跳。他退回了原位，拿着蘸水笔在白花花的呛人的纸上写着什么。

妈妈捏着纸，领着到了一个窗口，递到一只手里后，说“验血”。手伸进去，被按住了，一根皮筋扎了上来。“闭眼，一点也不疼”，妈妈说，哥哥也站了过来。时间也闭眼了。时间不光闭眼，也捂住了鼻子屏息了很久很久。

（水面下的世界红彤彤的，奔窜着很多燃烧的星光，它们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划价拿药”，妈妈嘱咐哥哥。

（恶心减轻一点了。鱼腥味海鲜味臭虾酱味大葱味大蒜味烂白菜味牛羊膻味……那不小心被吃下的苍蝇会一直在肚子里作祟……）

一大捆中药，两盒子大青叶针剂。“这下子臭腚要遭罪了！”哥哥幸灾乐祸。妈妈瞪了他一眼，领着往回去的路走。走到大联社那里，她进去了一会。“妈给咱们买糖去了。”哥哥说。一会儿，妈妈手里拎着一个两耳罐子出来了。

妈妈在棚屋外墙那，用两块砖头搭了一个炉灶，两耳罐子就坐在上面。罐子里装了一包药材和一些水，她开始生火了，手里拿着蒲扇。一会儿罐子咕嘟起来了，浓浓的味道散发了出来。鸡醒醒了许多，开始走动，找东西吃；有的走到旁边，冷不丁半蹲，屁股后喷出一泡白加黑的屎。爷爷的脸贴在玻璃上，满是阴郁。

（捏住鼻子，直接往下咽，别在舌头根打转，妈妈嘱咐道。——哎呀，你都洒了，我的亲祖宗！那前世我造的孽！！）

美洲先生不管打针，荷花妖精管着。她很白净，穿了白大褂更干净，还戴着两只套袖。美洲先生原来打针，一边跟人说话，一边拔出针管，“好了。”“好了-这么快？”荷花妖精打针疼，手作梗，用力猛，一会儿就长出一个大疙瘩。打针的人好多啊，全是孩子。

每个下午半晌，他们就出现了。领头的是黑蛋，胖墩墩的，个头也很高，其他的都差不多。

（黑蛋就爱杀牛杀马杀骡子杀驴，他从不杀猪杀羊杀鸡，觉得宁缺毋滥宁大不小宁错杀一头不滥杀弱小。“病友，你想吃哪块牛肉？”“咱俩一块打过针吃过药生过病疼过腚，从来没见你买过我的肉！”“什么？你不吃牛马驴肉？！我操，还有你这样的！”）

黑蛋有意孤立他，领着那帮臭屁股抢着让荷花妖精打针。他们不知道，谁最先打针谁最疼，荷花妖精要拿几个屁股练习一下，然后才手顺当。原来他们的屁股也黑乎乎的，也有青胎记，也有花瓣，也散发一股子骚臭味。黑蛋的屁股更臭不可闻，他还穿着棉裤呢。

从街上走，总有三五堆人，坐着或蹲着。回来从操场上走，能看到民兵们在列队，他们的枪竖立着。那刺刀三棱的，不太锋利。靠近美洲药店的大金牙商店门口，石棉厂的女工们三三两两出来，进了商店。顺着厂房高高的南窗下走，听到里面呱嗒呱嗒的声音，偶尔有戴白帽子的脑袋伸出来，朝着路人嘎嘎嘎的说笑。

（她们都是些流氓。她们都是些荷花妖精。她们经常把摩托厂长的裤子脱了，抓着他的胳膊腿往空中扔。）

爷爷每天早上要喝一碗水泡过的桃酥。“我给你留了一半。”爷爷说。“以后每天我给你留一半，谁也不给，就给你。”爷爷说。哥哥很嫉妒。哥哥腆着脸，背向睡。

爷爷定期要吃水煮的梨和苹果，削下来的皮，不给哥哥。

叔叔每个月给爷爷五块钱。爷爷说，“这钱就咱俩花，谁也不给。”

爷爷走在前面，向老饭店走去。现在那味道不恶心了。以前也不恶心。那桌子、那墙壁、那水泥柜台、那玻璃罩子、那地面、那门口的台阶、那台阶外堆着的乞丐和傻子的烂被子，都散发着经年沉淀的馨香。那光影，幽暗的，静谧的，清凉的，懒散的，迟钝的，凝滞的，——那陈旧的酝酿的孤傲的高贵的光影，慢慢地延长并扩大，进而笼罩了人的精气神。它们爬上桌子，顺着碗筷子和面条，进入鼻孔，然后一部分拐进口腔，一部分分流脑髓，有的从头顶冒出来，撑开帽子，进而在梦里葳蕤披拂、茁壮成长。

爷爷拎着一串烧饼回来了。一块钱十一个。那烧饼甜兮兮的，容易上瘾。“每天一个，谁也不给。”

山羊来了，给补课。山羊还带着军棋，说补完课就下军棋。山羊在学校里说话结巴，一背课文就满脸冒汗；不在学校里，他吹拉弹唱个个行、诗书琴棋样样通。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山羊讲得头头是道，通俗易懂。

（山羊第一个骑上了摩托车，第一个开上了轿车，第一个给自己设计了房子，第一个18岁初中毕业就结婚。）

打完针，黑蛋就领着那帮臭屁股在街上疯闹。电影场也是戏场，北面那排房子，出现了一个台球桌，还有一个租书铺。书架上放着许多花花绿绿的书。

大金牙油头满面的，出没于自己的商店和台球桌之间，有时会隔着药铺的窗，跟荷花妖精说话。他嘴里斜插着一根烟嘴，咧着一半嘴，烟却从鼻子里就冒出来了。摩托厂长有时也掺和一下子，却总是输，大概胳膊太短了吧。

（石棉厂倒闭后，摩托厂长游走四方，当起了风水先生。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在家天天守着电视吃瓜子，一个陪着四海游龙。）

最后几根大青叶针剂，是美洲先生亲自扎的，感觉挺疼的，下手特别狠。黑蛋们哇哇叫唤，捂着屁股直蹦高。疼从大腿根直接窜到胳膊和脑门那了。荷花妖精不见踪影，大金牙也不翼而飞了。大金牙的小个子老婆站在柜台后，哭丧着脸看着门外的那块光秃秃的场地，石头，草叶，狗屎……人和车倏忽而过。

爷爷不买烧饼了。妈妈不烧双耳瓦罐了。“你的尿一点也不黄了。”妈妈把手伸过来，摸了摸额头。“别装病了，明天该上学了，别让人家山羊来回跑了。”哥哥开始不间断地暗中伸脚绊一下，伸手拧几下。姐姐的筷子落在手上火辣辣的。大大找人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犁具，兴匆匆地扛着回来了。

（“私奔”这个词开始生根发芽了，据说它开的花就叫浪漫爱情，它结的果就叫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