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

　　（澳）林德尔·罗珀 著

　　杨澜洁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巴洛克时期（16~17世纪）无论在艺术史上，还是自然科学发展历程中，都留下了诸多难以磨灭的印记。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段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包括极其负面的内容或者说行动模式。这就是猎巫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族群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一部分社会人群界定为罪人乃至妖魔，精英和平民两个层面的社会文化活动起到渲染对这类人群进行歧视、散布仇恨与恐怖的情绪，对受害人群开展暴力审判并予残酷杀戮。

　　郑渝川（书评人）

　　

   猎巫运动在18世纪及其后淡出公众视野，但这类的迫害逻辑却阴魂不散地传入了而后的几个世纪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战争机器之间开展的相互丑化宣传，鼓励本国、本方军队残酷对待对方的“妖魔”（既包括军人也有平民）；纳粹德国开展的种族大屠杀；苏联斯大林时代掀起的数次大规模清洗；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的战略传播；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纵容本国国民针对新移民群体形成的排外运动……

　　这些活动、行动与巴洛克时期的猎巫行动存在惊人的同质度，即首先形成对特定对象的妖魔化、异化评价结论，然后再来寻找特定的妖魔化、异化证据，没有证据，那就设法制造、编造出证据，实在找不出证据，那也是特定对象善于掩饰或毁灭证据的更为可怕的表现。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否认特定社会人群与其他“正常人”的共同点，否决其存在的合法性，进而为肉体消灭提供理由。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德尔·罗珀所著的《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一书，就回顾了那段不堪的历史，并试图找出猎巫运动等极端化社会排斥思潮和行动的生成发展规律，向今天的人们提出警示。

　　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文明时代，欧洲大部分地区四处蔓延着猎巫运动，仅现代德国所在的土地，就有超过25000人丧生。猎巫行动，即是猎杀女巫的行动，多以老年女性为猎杀对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欧洲各国的童话故事，许多仍旧保留了女巫情节，那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倍感温馨的故事，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几个世纪来大量女性遭受的惨烈迫害。

　　林德尔·罗珀认为，德国地区乃至欧洲其他许多地方在巴洛克时期出现猎杀女巫的风潮，存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简言之，宗教改革分化了信教人群，双方都有对另一方开展抹黑宣传的动机；社会对生育的过度限制对社会整体的繁衍产生不利影响，已婚多育的妇女承担着延续后代的重任，但医学、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尚未达到满足这种保护要求的水平，因而社会人群迫切需要找出让婴儿、儿童夭折的替罪羊；欧洲各地特别是德国地区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地方司法自治与宗教裁判存在被滥用的可能神圣罗马帝国颁布过《卡洛琳娜法典》，法典要求，女巫伤人的证据应当在女巫遭受酷刑之前就被公诉人和法庭提出，以防止刑讯逼供，但这项要求基本没有得到遵照执行。

　　在欧洲的猎巫运动中，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特征：“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律师和高级知识分子，竟然是猎巫运动的狂热支持者。”这些人在一般情况下是真理的追寻者，也是人道主义者，却认定为了避免基督教根基被动摇，迫害乃至猎杀女巫也是可行的。

　　猎巫运动留下来的历史文献显示，被定罪并遭处死的女巫，多提出了一系列近乎荒诞的供述，包括吃人、向人以及农作物施展咒语、与魔鬼飞行甚至交媾。一些女巫的供述，情节之详细，让人看了有身临其境之感。林德尔·罗珀通过大量的史实文献查阅发现，这些供述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审讯官们不仅严刑拷打被指控为女巫的女人们，而且还有一套完善的问询系统，非要被讯问对象按照自己的预期作出回答。如果招供的过程不很顺利，无情的折磨则会令人生不如死。在审讯官们面前，被指控有罪的“女巫”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按照诱导，一一清晰地编造描述自己的同党魔鬼的外貌、衣着、癖好，以及行巫的作恶细节，以达到与传说相吻合的地步，如此可以较快地获得砍头处罚；二是拒绝自证其罪，一轮又一轮的接受用刑。

　　被审讯定罪的“女巫”如果未能死于刑讯过程，迎接她的就是极具羞辱意味的死刑行刑仪式，而后还要将之“罪行”刻在木刻画和画册上“遗臭万年”。

　　猎巫行动中的受害者，老年女性的比例占了大部分，并且几乎受害者都有过做母亲的经验。“她们被认为是出于嫉妒年轻正处壮年的妈妈们而去伤害生产中的孕妇和婴儿”，但实际上，而今看来，这些老年女性热衷接触产妇、婴儿的真实原因是，她们“年岁已老又缺乏经济保障，她们想通过照看孩子来增加与社会的联系”。巴洛克时期的艺术文化都充斥着对老女人的恐惧，使之与巫术、对婴儿伤害和分娩（伤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群体思潮驱动了群体行为、司法实践，导致了对老年女性的普遍化的直接暴力。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