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老师不打人，偶尔打，仿佛魏巍的老师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脖子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脖颈”上，好像砍头。历史老师王老太挺狠的，专门照着脖子砍，连着砍好几下，见没成效，只好罢了。我们都有受虐倾向，这一倾向的原始情结，在于家庭制度，即我们抗击打也抗操。我们抗操和抗击打的身体，不是我和你的身体，而是我们的集体的社会性的身体。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没有自己。

    我不是我自己。

    在女老师与男顽童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性游戏，相互性的变位和拟仿，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因为怕和爱。

    老谭从不打女生，只打男生。恶魔性素来居住在色情狂的邻家。今天我理解也原谅了他，实质也与自己握手言和，从此不再抵抗。身体的抵抗在循环中，实质也建构了一个以疾病和死亡为两岸的边界。

    耿老师喜欢我们做检查。是的，第一个做检查的人是个疯子，也是个好汉，更是提前完成成年礼仪式的男人。女孩不需要做检查。女孩没有父亲，女孩也没有兄弟，女孩自我界定，女性没有大他者，女孩唯一的他者就是自我与身体的历史话语书写。

    男孩通过做检查，完成了一个涤罪式的洗礼，近似步入情书装置。在表述“自我”的同时，实质也制造了狂欢化的婉约式的坦白。检查与坦白中，总是存在着“自我”欲望的投影。因为“我”的存在，总要建立在预设性的“你”这一机制上。“老师”的存在是异性的她性。

    我们爱做检查。我们渴望成为第一个。

    二宝有幸成了第一个，所以多少年也能记着，而第二个第三个，则毫无印象。耿老师在梦中是否会想到这一点？是否与高潮中的女性一样，不知觉地喊出了前人的名字？

    而我们难道不也如在记忆的高潮回溯中，一次次地想要回到可以取代二宝的位置，进而成为名实相副的“第一个”？

    这种事是轮不到我的。我是无名的小它者，边缘人，批评和奖励制度，永远找不到我，即流动的符号。流动的符号只能自我界定，与没头没脑的苍蝇一样，撞到蜘蛛网上，才感觉到挣扎的事实性存在。网编织出了苍蝇的非苍蝇属性。

    在彻底放弃挣扎的那一刻，它想到了什么？

    想到即黑暗降临。我想到，因此黑暗降临，想不到的时候，内视界永远是白昼的。

    我在看宣判书。

    墙壁上的旧报纸都看完了，我想寻求的是文艺版。问题是文艺版很多与墙壁接合，这也意味着我看到的墙的正面，是报纸的背面还是正面呢？

    我看到的到底是二维世界的那一面呢？

    宣判书只有一面。

    一面也是单维度。单面人。

    单面具。

    我看到的是线性的文字。

    人名划上“X”即意味着此人已死。存在的仅仅是名字这一能指。所指与其人的身体已不复存在。我通过能指，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悲剧性存在，那就是肉体实质是能指链的组合与拼装。能指组装了肉体。

    欲望是能指的衍生和虚拟线。

    延长线，永远抵达不到对方的信息。流散的信息实质是死电波。

    只有置入符号世界里，才有可能被看到。

    留存的仅是能指符号的剩余，抑或残留。欲望一旦进入文字流，即意味着它已经流不动了，它只能呈线性轨迹。

    我看的是宣判书。不是人名。人名是凸显的匿藏，即可视而不见的存在，我看的是叙事。

    人的档案，包括许多。档案是叙事。伪装的叙事。

    也是行状，更是罪证。罪强暴了行状，即意味着人的经历已被烙印上了洗涤不清的痕迹。

    因为罪的降临，一切行状也成了罪证。罪证的故事，实质是对生命时间的卫生分类，即洗不干净。你成为罪人，你生命中的一切能指，其所指也就变成了肮脏与卑贱的同义语。

    反义词与否定式，在肯定的语义学上，反驳并否定了你的合法性。

    这也意味着宣判书是神的退场，是正常人性的遮蔽，你无法还原，抑或说你的还原无法凸显为正当性。还原即便抵达真理，这真理也是流动的，而不会被固化。固化的真理拒斥自由，自由与真理毫无关系，自由没有真理，自由唯一的真理在于还原与澄清前的混沌期，这一临界点，恰是语词大爆炸之虚拟化的源始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