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一个痨病鬼一样，畏畏缩缩地站在门洞里。穿的还是那件军棉衣，旧的。那年他光荣参军，那年他凯旋归乡，那年他荣幸转为志愿兵，那年他终于专业，那年他衣锦还乡，似乎穿的都是这件旧军棉衣。那时我还小，觉得这衣服特酷。

    现在他已经患了绝症，快死的人的目光，晦暗一片。他本来就这样，但也不这样。很多年来，那神情与目光，一直带有某种傲气、冷气，谁都不被放在眼里，既不跟人打招呼，又叫人觉得古怪。目光才是人这一生探索不尽的路，是温度计，是冷暖表，是地平线，是活广告，是移动摄影机，是静止的平面镜。现在这目光成了一汪死水，一本枯萎而没有文字的书。

    我们这辈子没说上一句话。

    以前能看到他没看到我，现在能看到他而我装作没看到他。对将死之人，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回避目光交流，一瞥而后迅速转移，仅余光或后脑上的反光镜，足矣。

    他的女人叫小九。聘聘婷婷、袅袅娜娜的一本村女子。他们的孩子，似乎从未见过。

    虽然参战了，但没上战场，他一直在后勤部队里当仓库保管员。有人说他贪污了很多东西，活该得绝症。春天的时候，老校长定期召集全校师生集会，然后亲自读战场老兵寄给母校的信。写信的是三骡子的儿子四马。四马人高马大的，记得大街上的人都说他学习成绩很差，人笨得只会干活。这样的人，从学校里灰溜溜地狗熊一样毕业，一转身，成了英雄。每个人都要向他学习，为此我们写了无数作文。

    好作文挑选出来，寄给了四马，让他好好打越南鬼子，好好趴在猫耳洞里，继续给我们写信。他没写，要么他只给父母或个别人写了，但他也从来不跟人说或者回顾这些，因为没有一点相关战争情境的细节，从他那儿漏出。每每老校长念信的时候，那些住在四马附近的熟悉他的人就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叽叽喳喳，引以为荣。我只感到羞耻，觉得毫无盼头。

    他死后，房子就空出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贴上一副对联。新的，褪色了，撕破了，剥落了，泛白了，整个过程跟那件军棉衣的外皮一样，只是对联没有污垢而已。

    我当兵了。

    终于冬天了。我们都脱下外衣，只穿了军棉衣，打球，上街，或出去鬼混。要么趴在床上，哼哧哼哧地偷着写信，给不知名的人或自己。或一个字都没写，仅做做样子而已。

    现在，我穿着旧军棉衣，站在他那空荡荡的门洞里，百无聊赖地看着荒凉的大街，一无所系。我不知道当年他在想什么。就那样站了一会，站着，站着，直到感觉衣服开始爬进了某种冷气，直到肉体从衣服里滑落并钻了出去，直到看见一个女人领着孩子，跟在手托自己骨灰盒的他的身旁，默默地朝这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