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杨维桢元末迁居松江后，松江籍知名文人为39人，外地寓居松江知名文人为35人，其中来自江浙地区的28人，约占外籍寓松文人总数的85%；另有7人分别来自安徽、山西、河南、陕西、江西、河北等地。这一时期，外地寓居松江的鸿儒名硕甚多，如铁雅派领袖杨维桢、文史学家陶宗仪、黄冠名士张雨、元末四画家之首黄公望等。此外，铁崖门下弟子众多。据学者考证，史料记铁崖门下有名有姓者145人，其中41人是松江人。杨维桢寓居松江，影响在外，各地文会、燕集和大型文化活动，都以聘他主盟和请他出席为荣。元末的杨维桢，似云间的一轮明月，周边众星环绕，是绝对的中心。所以，虽说归隐得闲，却“造门纳履无虚日”，忙得不亦乐乎。【http://www.sjsfxh.cn/foun/dispbbs.asp?boardid=48&Id=1485&authorid=0】

 元代文坛领袖、书画大家杨维桢（1296－1370），先后在松江生活了近二十年，致使这一带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这也直接影响明代华亭画派的诞生。目前，我国列为国宝级的书法作品有54件，其中就有一件杨维桢的作品，编号为044。杨维桢号铁崖，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等。他因善吹铁笛，又自号铁笛道人。他的诗在当时被称为“铁崖体”。

寻访杨维桢墓冢纯属偶然。家乡浙江诸暨拟建“三贤堂”，这“三贤”即王冕、杨维桢和陈洪绶，于是就要将他们在海内外流传的作品复制回归故乡展出。乡亲告诉我杨维桢墓在松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松江干山,相传春秋末期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史载杨维桢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同葬于此，俗称为“元末三高士”。干山现已成为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山中有一条弯曲石径，直达“三高士”墓冢。此墓于上世纪80年代重修，与元末明初的风格明显不符，原墓碑等也已荡然无存。根据古代“左昭右穆”的礼仪，我猜测位于最东面的一座应是杨维桢墓。

我少时回老家省亲，听到过不少有关杨维桢的传说。据说其父杨宏为州官，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少时,杨维桢上楼后其父就将梯子撤去，令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轳传食。苦读五年，学业大进。20岁时，杨维桢赴涌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凑足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等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

杨维桢性格耿直，疾恶如仇，行为放达，导致仕途屡屡受挫，但他不以为然。任天台县尹，他依法惩治作恶县吏，虽百姓拍手称快，他却遭奸吏报复被黜。后任钱清盐场司令，为从七品，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杨维桢后又因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迁居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归隐松江期间，杨维祯一边读书，一边教授弟子。他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他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厚爱有加，用心提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他还时常偕同诗朋文友，游山玩水，纵情自然，赋诗作画，宴饮唱和，并不时举办一些大型文化活动。1350年在嘉兴和松江举办的两场文会，盛极一时，每场与会者达七百之数。天下文人雅士携文赴会，而文会的主评就是杨维桢。这些活动，既奠定了杨维桢的文坛盟主地位，又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留存于世的有诗一千多首，文四百六十多篇。杨维桢自己的诗中最富特色的是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为历代文人所推崇。

杨维桢的书法更是独树一帜。元代书法艺术大都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里。杨维桢自称“临晋帖用笔喜劲……”却能以其过人的胆识与魄力冲出赵书樊笼，任情恣性，独步书坛。他章法上的离奇古奥，大大拓宽了草书的表现力，而深厚的文化功底，更令其行草形态与众不同。杨维桢以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长留于书法史。

杨维桢移居松江后，很多学生也随之而来。元末，到处兵荒马乱，而松江地处海隅，境内又有九峰三泖等幽深的自然环境，利于躲避兵灾，松江画坛一时人才荟萃。当时常来松江的画家，有元末四大家中的黄公望、倪瓒、王蒙，以及高克恭、宋濂、吴镇、柯九思、曹知白等，都是与杨维桢关系密切的文友。杨维桢在松江长期隐居，出于生计所虑，大量招收门生画客，传道授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华亭画派的诞生。

当时的松江籍画家在与文坛大家的接触中，眼界大开，读书之人增多，画风日趋兴盛，如顾谨中、杨礼、朱芾、朱寅、夏衡、金铉、马琬等的涌现，为松江画派的形成做了准备。松江的莫是龙对当时松江画坛影响很大，他所著《画说》一书，流传至今。明代松江“华亭画派”的代表人物董其昌、陈继儒等的绘画理论，其源流也在于此。顾正谊初学画于松江画家马琬，早年即以诗画驰誉江南，曾是董其昌的老师，此师承关系甚为明确。我的松江文友尹军就认为：“没有杨维桢，就没有华亭画派。”

朱元璋登基称帝的翌年，杨维桢应召赴金陵，参与修礼乐书。他辞谢说：“岂有八十岁老妇人，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不愿出仕。朱元璋碍其名望，没有过于勉强。杨维桢离开金陵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不料返抵松江不久，急撰《归全堂记》，癸丑五月即卒于拄颊楼。同年六月，由好友周纯、松江知府林公庆将其下葬。墓碑由宋濂撰文，管衡书丹，金钝篆额。钱汉东2011年6月5日于无闲斋

 杨维桢与松江之缘，《明史》称他“得罪丞相达识，迁居松江之上”，去世后又与陆居仁、钱惟善同葬天马山，人称“三高士墓”。顾清《松江府志》将他列入“游寓”，称杨维桢“因兵乱，携家寓华亭，筑室百花潭上，号小蓬台。”

杨维桢一生，可分前后两段。前段求学出仕，后段隐居。由仕入隐这一转折的推力来自于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归隐后，杨维桢就“纵情山水，沉缅诗酒声色，放浪形骸。”

杨维桢是汉人，在元朝出仕，以传统的观点看来，总有些不妥，好像失却了点文人气节。其实不然。杨出仕时，宋亡已20年，宋亡之痛，已渐行渐远，因而不能苛求。文人的气节，他还是铭刻于心的。谓予不信，不妨读他的《题苏武牧羊图》：

未入麒麟阁，时时望帝乡。

寄书元有雁，食雪不离羊。

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

李陵何以别？涕泪满河梁。

“风霜节”、“日月光”，对苏武的气节揄杨有加。

杨维桢多才多艺，诗文曲书都很当行，晚年隐居松江，成了松江文坛的一面旗帜，各地名士纷至沓来，又引来了他们的仰慕追随者，《明史》称“海内缙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上门拜访）纳履（穿鞋告辞）无虚日”，这就使松江成了文人集聚的人才高地。加以松江相对富庶，就有财力时不时举办“文会”，如泗泾孙道明就在他的“映雪斋”办过文会，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还办过“真率会”，据杨维桢《东维子文集》记述，就有“应奎文会”等，这就使松江文坛繁花似锦。松江人陆深（《明史》有传）说当年松江“衣冠文献，为江南冠”，为明代松江文坛的昌盛奠定了基石。

杨维桢成了松江的文坛魁首，风流班头，在松江留下的遗踪、遗文自然就多。顾清《松江府志》中有关杨维桢的着墨甚多，可以说较之二陆（陆机、陆云）并不逊色。

粗略搜索顾清《松江府志》，为杨维桢着墨有二十余处，遍及河、桥、塾、寺庙、居宅、亭台楼阁、墓以及人事。记载的杨维桢的文体有诗、记、题额、铭等多种。读这些记载，可以遥想当年松江的风土人情。

如至正七年（1347），华亭尹张德昭，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杨维桢为其撰《遗爱碑》；云间陆和伯，五世良医，悬壶济世，杨维桢为其“真仁堂”作记；松江有没有夫子庙？有，在华亭县学之内，元至大（1308~1311）初华亭尹刘庆建，杨维桢作记；松江有没有妈祖庙？圣妃宫近似之，圣妃宫又称顺济庙，在县治东北黄浦江上，是百姓祈求航行安全的圣地。建于宋咸淳（1265~1274）中，上有丹凤楼，杨维桢作《丹凤楼诗》，其诗曰：

十二香簾百尺梯，飞飞丹凤与云齐。

天垂紫盖东皇近，地拂银河北斗底。

冥餍秋空戎马阵，神灯夜烛海鸡啼。

嫦娥昨报瑶池宴，笑指蓬莱水又西。

杨与松江巨室也交往甚密，曾为素有“淞上田文（田文， 孟尝君）”之称的吕良佐居宅“来德堂”撰写了专记。

杨维桢在松江“放浪形骸”，时有惊人之举，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金莲杯”条，记杨维桢“耽好声色”，宴席上见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就脱其鞋，将酒杯置鞋肚，斟以“行酒”，杨为这“鞋杯”起了个美名曰“金莲杯”。

杨维桢在松江遗踪不少，广富林这一地名，也是他在《干山志》中首次提到。他对松江文坛影响颇大。据悉松江将重修“三高士墓”，这对张扬松江人文景观，很有推力；对松江旅游事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加分效应。我们乐观其成。

 【松江“寓贤”杨维桢·沈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