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姜武饰）一枪轰掉会计的脑壳，说了句“贱货”；而后对传达室的那位小罗喽，也轰了一枪，又说了句“贱货”；最后一声“贱货”赐予了那个不断打马的赶车人。追溯暴力的起因以及暴力的表征手法，非我所愿，我只关心贾樟柯为什么在这部电影中的四个段落中使用动物元素？而打马的场景为何要两次出现在画面中，最后一次镜头留给了那匹拉着车子的马，让它不由自主而又极为安分地行走在公路上？

    在这部电影第一段落中，马总共出现了这三次，而打马先后两次。第一次，属于营造氛围，为下文做铺垫，最重要的在于它挑战了观众的承受力，并制造出了某种“杀机四起”的共鸣式情感基调。对重复本身的重复，这种“聒噪”表达语法，实质也是贯穿贾樟柯电影的一根主导线索，比如《小武》中让人躁动的流行歌曲及车辆声，《站台》中那令人昏昏欲睡的水壶声，还有《任逍遥》中的小包厢以及索然无味的动漫。但在这些电影中，暴力话语尚未成为一种凸显本文张力的形式，它们仅仅是蕴含在主人公行尸走肉般的“无聊”举措中，那是被1990年代的浪潮扑打并遗落在岸边角落里的庸众。是的，注定成为平庸之辈的大众。

    庸众的哲学就是无聊。无聊的举措会演变成单一的重复，对这单一重复的重复不是出自人生厌倦、信仰绝望和命运反抗，而是无为。无为即无目的也无指向地极佳表征就是针对更弱者的施虐。赶车人对马的不断鞭打，就是一种平庸的施虐。这种施虐源自更为平庸的恶。《天注定》中的打马者，无需看客，他不针对任何人做行为表演或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他仅仅用手主导身体、用身体主宰心灵，实现着某种没有思辨性的动作。在这里，看客的身份是隐匿的，除了观众；当然，唯一的看客就是打马者本人皮囊下的另一个更为平庸的自我以及从马的眼睛里倒影出来的“主人”。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参与了人对马的鞭笞，而马则永远处于奴隶的位置，被打是它获得畜生身份认同的唯一镜像，而打则是体现主人主体性的合法途径。是的，奴隶主与奴隶都很平庸，奴性也是平庸的同义语。贾樟柯要完成的不是原教旨式的启蒙，而是奴隶起义式的暴力，那就是“解放”。解放奴隶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掉奴隶主的命，至于谁做奴隶主，那不关弑君者的事宜，与奴隶并无多大关系，与篡位者有很大干系。问题是命之不存，主客关系亦不复存在，而处于这一暂时性无主人盲区的奴隶还是奴隶，且行走在寻找主体性大道上的茫然无处者。

    对平庸之恶所致的针对弱者的暴力行为，贾樟柯使用了以暴易暴的方式，不无粗暴。但他的电影揭示了这平庸之恶的广泛性存在。在《任逍遥》中，大流氓乔三的手下对小济反复地打耳光以及《天注定》中大海被富豪手下抡着铁锹反复打脑袋，其暴力语法的表达逻辑采取了大体一致的方式。这些平庸的暴发户，其世界观只有两部分构成——性资源和钞票，这与裸猿理论如出一辙，即暴发户不过是裸猿中性资源（性能力萎缩可以通过钱数来壮阳）占有量大的有产者，而弱势者之所以成为无产者，是因为他们的能量占有率寡。贾樟柯发现了“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庸之道文化外皮之下的平庸及其所可能展示出来的平庸恶相。那就是卑贱。

    卑贱的权力只能用平庸的暴力施加于更为卑微的客体身上，反之身处卑微深渊的卑贱之人也只能用平庸的暴力来完成并无多少反思价值的暴力反抗。

   一群“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