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很大的篇幅来谈论“电话”，这样的小说家不可忽略，至少她“发现”了“电话话语/交往伦理学”之于两性关系的意义。不知道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是否谈及过，但我在这部小说中，才看到一个作家能连篇累牍地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繁复不倦地敲打这一器物，抑或媒介。实质它也是一个空间载体抑或信息输送的渠道，甚至，它是一个视窗，建立起一个虚拟视屏。在这里，身体与想象及其它情愫，共同参与并织造出了一个“电话”立方体。这不由得令人想到《狙击电话亭》这样的电影，其创意或源于此。

    我们要看的实质不是QQ聊天记录，也不是短信聊天记录，我们抑或小说所关切的在于处于电话终端的另一方，作为“她者”的身体及其感知空间，由此所呈现的你所永远未曾理解的那一面可能性。这需要换位思考，而换位思考在交往伦理上，仅是一个基面而已，也就是说，“你和我”永远不会穿越至换位或变脸成功对等、共融协和的那种境界。永远有一堵墙，阻隔了你与自己的另一面，或其它无数面，甚至影子与影子本身，声音与文字、声音及其回声，也无法完成完美无缺的衔接。

   人是可怜的语言动物，因为它除了肉体及其生理功能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与心灵层次上的多义性。小说及其他叙事艺术的本质诉求，实质大都要解决这个“沟通”问题。这也意味着人终身成长，最终需与神或死亡来完成一纸不得不同意的契约。小说即制造同意的叙事艺术。

   因为制造同意，即意味着它着眼于关系。平衡的关系，不是小说叙事的前提。小说及电影等叙事艺术的前提，基于一个不平衡原理。这是人之喜欢听故事的原始动机。

   这部小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将人之关系，直接置放于“幽灵”的境地，它是对日常生活表象的颠覆，即我们所见闻的现实生活，实质大部分由假象话语流或信息、图片构成，真实的那一面只能处于地表以下，那是你我共有的幽灵属性和隐秘生活。对这一世界的撩开，需要小说家的想象力与虚构水准了。在这里，作者着眼于萝尔这个图书管理员，从她的痛苦中，探察出一种不寻常情感关系中所蕴藏着的负能量。“直面痛苦，就是直面真理”。

   但是小说家绝对不会拘囿于单一视点的“痛苦”，她要完成的实质是情感伦理学中的“痛苦”及其互为性的考察，即痛苦的现象学意义何在？你所表述的“我痛苦”难道就不构成对“他人痛苦”的“痛苦”施加？一棵树的“痛苦”也是“我/我们”的“痛苦”。爱与被爱之深与痛苦比值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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