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后半期，有时候是为了去做研究，有时候也是出于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缘由，我从英国出发，多次前往比利时，有时候只待上一两天，有时候又待上几个星期。我感到这些前往比利时的学术旅行往往把我带到十分遥远的异国他乡。”小说如此开头，“有时候”，近似克尔凯郭尔的《或此或彼》，总之你获得了一个不确定的印象，——无目的的目的，抑或百无聊赖的空心人。而“异国他乡”仿佛一根钉子上飘挂的一顶亡者的帽子，成为小说意蕴之海上的一枚灵旗发出的谶语。
另外还需注意一个关键性动词，“我记得”。这也意味着叙述者依托了记忆的手段，正因此，“当时”这一时间状语才构成对它的呼应。果然，下文出现了“如今，每当我试图想象这个夜间动物园时，我就会想到这个候车大厅，也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个下午从动物园出来就直接走进火车站，或者更确切地说，首先是在车站前的广场上站了一会儿，向上仰望这不同凡响的建筑物正面吧”，记忆与记忆的双重对话，好像两个不断运动的板块，竭力对接，却总是留下一条巨大的马里亚纳海沟。叙事即记忆。叙事的虚构行为，本然被记忆之手操控。我记忆，故我虚构。我虚构时，“我”之在场亦不在。叙事行为至少包含了两重以上的记忆岩层。
塞巴尔德笔下的“我”，总是竭力欲求还原出“当时”的场景及其印象，一次次地如同浪潮或回声一样，不遗余力地朝向了那广场及其周遭的一切，而又令人感觉徒然。此时，奥斯特利茨这一符号开始出场了。但无论如何，塞巴尔德的记忆线，有时感觉比马尔克斯和普鲁斯特的还要高明，你会感觉到某种视通万里心游八荒的自由。而这自由似乎隐藏着某种建构中的拆解，即叙事行为的虚构一次次地被增添上某种吊诡的虚无和忧伤。
虚无即忧伤之树上的凋谢之花。凋谢之花不再是花，有色又不是色，而是枯萎，如同骨灰，在记忆的废墟里，生成了只有幽灵才会发出的声音；而这声音，永远捕捉着回音壁以及碰撞物，却徒劳无益，只能不断地漂移。虚无是漂移的单子，它是气状的星球，但不是黑洞。虚无至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与引力，且付诸于情感胚胎中，并孕育出忧伤的殇花。
多克特罗如此评价塞巴尔德，“保留了19世纪小说的一些传统：对铺陈的偏爱，对描写的耐心，叙述衔接的那种自信的散漫（张力的缺失），这是19世纪几百页的大部头必有的特点。他对这些传统坚持到了偏执的地步：他的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明显的悬念；没有对话，没有明确的冲突，线性的时间顺序也没有给情节任何发展的动力。”“他是一个挽歌作者。在这片大陆上，我们真希望他不是一位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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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23 1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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