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是个少年。
　  那时候我是村里调皮捣蛋的少年。
　　那时候我也是村里最让人讨厌的少年。
　　这样的少年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他意识不到别人对他的讨厌。他总是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不管是什么人说什么话他都想伸过耳朵去听听；不管听懂听不懂他都要插嘴。听到了一句什么话、或是看到了一件什么事他便飞跑着到处宣传。碰到大人他跟大人说，碰到小孩他跟小孩子说；大人小孩都碰不到他就自言自语，好像把一句话憋在肚子里就要爆炸似的。他总是错以为别人都很喜欢自己，为了讨得别人的欢心他可以干出许多荒唐事。
　　譬如说那天中午，村子里的一群闲人坐在池塘边柳树下打扑克，我便凑了上去。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像猫一样蹿到柳树上，坐在树桠里学布谷鸟的叫声，学了半天也没人理我。我感到无趣，便居高临下地观看牌局。看了一会儿我的嘴就痒了起来。我喊叫：“张三抓了一张大王！”张三仰起脸来骂道：“罗汉，你找死吗？”李四抓了一张小王我也忍不住地喊叫：“李四手里有一张小王！”李四说：“你嘴要痒痒就放在树皮上蹭蹭！”我在树上喋喋不休。树下的人们很快就恼怒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骂我。我在柳树上与他们对骂。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停止打牌，纷纷地去四下里找来砖头瓦块，前前后后地站成一条散兵线，对着树上发起攻击。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跟我闹着玩儿呢，但一块断砖砸在我头上。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响，眼前冒出许多金星星，幸亏双手搂住了树权才没掉下去。我这才明白他们不是跟我开玩笑。为了躲避打击，我往树的顶梢蹿去。我把树梢蹿冒了，伴着一根枯树枝坠落在池塘里，弄得水花四溅，响声很大。闲人们大笑。能让他们笑我感到很高兴，他们笑了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恨我了。尽管头上鼓起了血包、身上沾满了污泥。当我像个泥猴子似地从池塘里爬上来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其实我是故意地将柳树梢蹿冒了。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了赢得他们的笑声，为了让他们高兴。我的头有一点痛，似乎有几只小虫子从脸上热乎乎地爬下来。闲人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了一些惊讶的神色。当我将摇摇晃晃的身体靠在柳树干上时，其中一个闲人大叫：“不好，这小子要死！”闲人们愣了一下，发一声喊，风一样地散去了。我感到无趣极了，背靠着柳树，迷迷糊糊地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时，柳树下又聚集了一群人。我本家的一个担任生产队长的麻脸的叔叔将我从树下提拎起来。“罗汉，”他喊叫着我的乳名，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头怎么破了？瞧瞧你这副模样，真是美丽极了！你娘刚才还扯破嗓子的满世界喊你，你却在这里鬼混，滚吧，液回家去吧！”
　　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我感到头有点晕。听到麻叔对我说：“把身上的泥、头上的血洗洗！”

——莫言《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都已经过去好多年，好几十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喜欢爬树的孩子，个头一米挂零，脚穿二十八码的鞋，体重轻得简直可以飞起来，——嘿，这可不是吹牛，我那时真的能飞起来，或者说起码几乎能飞起来吧，说得更准确点，当时我要是真的打定主意而且动真格地去试试的话，那要想飞起来的确也就是我自个儿可以做主的事了。因为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曾经有一回就差那么一丝就飞起来了。那是在秋天，当时我刚上一年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风力大得连我不用张开双臂就能像高台跳雪运动员一样迎风斜立着，甚至比他们还斜，却不会栽倒。于是，我便逆风而跑，越过草地，从位于村外小山岗上的学校一直往下飞奔。我只是略微用脚点点地面并张开两只胳膊，风就把我抬了起来，我可以毫不费力地一蹦两到三米高，一步跨十到十二米远，当然，也许没这么远，没这么高，可这又有何妨呢！反正我差不多是飞起来了，而且当时我只需把外套的扣子解开，用手抓住两侧的衣襟，就如同伸开了一对翅膀，那样的话风会全力把我吹到空中，我就可以轻盈地从学校的山岗上朝下飘过山谷洼地来到森林上空，然后又越过森林飞向我家附近的那座湖，我的壮举将会引起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万分惊奇，他们都太老、太重，飞不起来了。然后我在家院的上空来一个漂亮转弯，以便掠过湖面，直飞到差不多快到对岸时再缓缓地随风飘回，到家时还来得及赶上吃中饭。可是我没有解开外套的扣子，也没有真的腾空而起，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飞起来，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在哪儿和究竟是不是还能再落到地面上来。我家门前的台阶太硬，院子又太小，湖水则太凉。上天是不成问题的，可要再着陆就难了。上树跟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往上爬可以说是没问题的，你盯着眼前的树枝，在攀援登踩前先用手抓住试试，看看它结不结实。可下树时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在找到一个牢靠的下脚处之前，只能拿脚在下面的枝桠丛里一阵瞎捅。而这落脚点恰恰又经常不牢靠，要么朽烂疏松，要么潮湿打滑，其结果往往不是一脚踩滑人朝下溜就是树枝断裂人往下掉。如果你这时没用两手抓紧树枝的话，那就会完全按照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四百年前发现并至今仍然有效的自由落体定律，像块石头一样直落地面。 

     我最惨的一次坠树事件就发生在这第一学年。那是从一棵银枞四点五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其过程与伽利略第一落体定律吻合得分毫不差。该定律指出，物体坠落的距离等于重力加速度乘以时间平方再除以2 （s=1/2g •t2），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通过该距离所需的精确时间为0.9578262 秒。这可是一段极其短的时间，短得比从21 数到22 还快，不瞒您说甚 至比好好地数一个21 还短！事情发生得太快，搞得我既没能张开双臂，也没有解开衣服当降落伞用。说实话，就连我拥有会飞的本事因而原本不必掉下去的救命年头都没来得及想起，因为在这0.9578262 秒里我已无法再作任何思考。当时，我根本还没弄明白自己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就已经按照伽利略的第二落体定律：速度=重力加速度*时间（v=g •t），以每小时超过三十三公里的速度咚的一声躺在树下的地面上了。这一下摔得之重，以致我的后脑勺竟碰断了一根胳膊粗的枝干。早晨这一效果的力量被称之为重力。它不仅把世界从最内核处凝聚在一起，而且还具有一种用野蛮的暴力将一切不论是大还是小的东西吸向自己的复杂特性。只有我们呆在母亲的肚子里或潜入水下游泳时，似乎才能摆脱它的束缚。连同这些最基础的知识，我脑袋还从这一事件中得到了一个大包。这个包几周后消退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总觉得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天气一变，起包的那个地方就会有种特别的痒痒和跳动，尤其是快要下雪的情况下。而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的今天，后脑勺成了我十分灵验的晴雨表。我甚至可以比天气预报还准确地判断出明天是下雨还是下雪，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压顶。同时我还相信，我新近得的某种头脑昏乱和神思恍惚就是那次银枞树上栽下来的后遗症。比方说我现在越来越难做到讲话不离题，越来越不会简洁明了地表达某种思想。假如我要讲述一段类似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那就得像上刀山下火海般地强迫自己小心谨慎别丢了话头，否则的话我就会离题万里，到末了连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说的都搞不清楚了。那么现在言归正传，也就是说在我还爬树的时代，——不瞒你说，我爬得次数多、技术好，而且也并非老从树上掉下来！——就连那种下面寸枝不生、周身光秃秃的树干也不在话下。我甚至可以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上，在树上修建瞭望台，造了数不清的树屋，其中还有一座很象样的位于森林中央，离地十米高，有顶有窗还有地毯垫底。呵，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童年时代的大部分光阴就是在树上度过的：我吃在树上，读在树上，写在树上，睡在树上，在树上学英语单词和拉丁语的不规则动词，也学数学公式和诸如前面提到过的伽利略落体定律的物理规则，总而言之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在树上，包括口头和笔头的家庭作业。 

    最开心的莫过于从树上往下撒尿了，那射出的尿液在空中划出一道高高的弧形，穿过浓密的阔叶、针叶唏哩哗啦地纷然落下。树上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妈妈那讨厌的呼唤和哥哥颐指气使的命令都传不上来，唯有清风拂过，树叶低语，树干轻柔的晃动声……而从树上放眼四望则令人心旷神怡；我的目光不进可以越过自己的家院，还越过别人的家院，甚至越过那座湖泊和湖泊后面的平原，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峦。当傍晚夕阳西下，站在地上的人早已看不见那沉入山后的一轮残阳时，我却还能在自己的树顶上欣赏它的余晖，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在空中飞翔，虽然也许没那么刺激、没那么潇洒，但至少也是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享受吧。更何况本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身高已一米十八，体重亦达二十三公斤，对飞行来说我已明显的超重了。即便是来上一场货真价实的风暴，我解开上衣并大敞开衣襟也无济于事。不过我想，至于上树么，那是可以活到老爬到老的。就是到了一百二十岁，我已成了一个耳聋眼花、手抖腿颤的糟老头子，仍然还可以像个老猴子似的高坐在那榆树=榉树和枞树的顶端，让微风轻摇，放眼大地，将湖泊和山后的景色尽收眼底…… 天晓得我怎么会在这儿大谈什么飞翔啦、爬树啦的鬼事！唠叨什么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和让我神志紊乱的后脑勺晴雨表效应！而我本来要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只要能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关于夏先生的故事，因为其实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故事可言，而只是有这么个怪人，他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他的漫游之路，有几次竟与我不期而遇。不过我最好还是从头说起吧。在我还爬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或者确切点说不是在我们下湖村，而是在邻近的上湖村，不过这也无法分得那么清楚，因为上湖、下湖以及其它村子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村与村都是沿湖相连，无明显的首尾之分，恰似一条由花园、房舍、场院和小船库组成的细链……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离我们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那么个叫“夏先生”的人。谁也不知道夏先生叫夏什么，是彼得还是保罗，时海因里希还是弗兰茨-克萨维尔。也许应该称呼他夏博士或者夏教授或者夏教授兼博士。总之，人们只知道他叫“夏先生”。也没有人知道夏先生那时是否有份工作，究竟有没有过工作或者曾经一度有过工作。人们只晓得夏太太有工作，是个做布娃娃的。日复一日，她天天坐在油漆匠施坦格迈尔宅第里那半截嵌入底下的家中，用羊毛、布料和锯木屑制作小孩玩的布娃娃，并每周一次把产品打成一个大邮包送到邮局寄出去。在离开邮局回家的路上，夏太太要挨个光顾杂货店、面包房、肉铺和菜摊，然后拎着四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回到家中，在此后的一星期里，她便足不出户，闭门造车。谁也不清楚夏家两口子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来了，女的坐车，男的走路，打那以后这地方就有了他们。夫妇俩没儿没女，无亲无眷，也从未有过客人造访。虽然大家对夏家夫妇俩尤其是夏先生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人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夏先生是当是全县最最出名的人。沿湖方圆至少六十公里以内，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包括狗在内，没有谁不认识他的。这是因为夏先生长年累月总是四处奔波。他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在当地东奔西走，一年到头没有哪天歇过脚。任凭风霜雨雪，也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飓风将至，夏先生都是人在旅途。据凌晨四点下湖收网的渔民们说，他常常是太阳还没出山就离家，直到深夜月上中天才归屋，在这当中他已不知跋涉了多少征程。花一个白天的功夫绕湖一圈，大概有四十公里的路吧，可对夏先生来说根本不在话下。每天两到三次往返城里，一去一来二十公里，在他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早晨七点半，当我们这些孩子迷迷糊糊地去上学时，会碰到早已上路好几小时的夏先生神清气爽地迎面走来；中午我们饥疲交集地放学回家时，夏先生又步履矫健地从我们背后超过。如果当天晚上我在睡钱朝窗外瞟一眼，很可能会看见夏先生那瘦削的身影从下面的湖滨大道上掠过。夏先生是很容易认得出的，即便在老远的地方人们也不会把他的形象弄错。冬天，他身披一件又长又宽且特别僵硬的黑色大氅，每走一步都像一个硕大荚壳裹着他的躯体在晃荡，脚蹬一双胶皮靴，光头上扣着顶红色的带穗线帽。而夏天呢，夏先生的夏季从三月初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十月底才结束，这是他一年当中最最长的季节，在此期间他戴一顶缠着黑布带的扁草帽，穿一件酱色的衬衫和一条相同颜色的短裤，短裤下和那双粗笨的登山靴上则很可笑地暴露出一段坚韧的长腿，那上面除了肌腱就只剩下曲扭成结的脉管了。三月份里，这双腿白得刺眼，腿上的青筋恰似一张纹路清晰、支岔弥补的墨蓝色河道网；不过仅仅几星期之后，这腿就变成了蜂蜜色；到了七月它呈现出和衬衫、裤子一样的酱糖色光泽；而在秋天，经日晒风吹和各种气候的磨砺，这腿又染上一层深棕色，使得那曲张的静脉、肌腱和肌肉束都浑然一体，看上去有如一棵掉光了皮的老赤松那瘦骨嶙峋的枝干。最后到了冬天，夏先生的腿终于得以藏进他长长的黑色大氅里，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直到来年开春才又亮出它原先的苍白。 

——聚斯金德《夏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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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象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他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际的假长发，这象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我的兄弟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们家的食客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师。在我们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修道会会长科拉迪娜·迪·隆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我们的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柯希莫满了12岁，我8岁；我们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几个月。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西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我们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勤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信徒，其实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古板性格，他对己对人的苛刻态度，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无边的痛苦和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是他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饭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拾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吃腻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啧啧舌头，好象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第二道莱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瓢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他们把我们在那里面关了三天，只给我们面包、水、生菜、牛皮和冷的肉汤（幸亏还有肉汤，这是我们爱吃的）。后来，第一次重新同家人共餐时，好象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似的。大家准时到来，这就是那个6月15日的中午。我们的姐姐、膳食的总管，预备了什么东西呀？蜗牛汤和蜗牛做的主菜。柯希莫连蜗牛壳也不愿碰。“你们要么吃下去、要么马上把你们关进小房间！”我屈从了，我开始吞咽那些软体动物。（这是我的一次颇为软弱的表现，它使我的哥哥觉得更加孤独了，因此他抛弃我们的行动中也有着对我的抗议，因为我让他失望了。但是我那时只有8岁，何况我的意志力，而且是我当儿童时的意志力怎么能够同我哥哥与生俱来的那种超人的顽强相比呢？）

  “怎么样？”我们的父亲问柯希莫。

  “不吃，还是不吃！”柯希莫回答，并推开盘子。

   “从饭桌上滚开！”

   而柯希莫已经转过身去，背向着我们大家，正要走出餐室。

   “你去哪儿？”

   我们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正在门廊里取他的三角帽和佩剑。

   “我知道！”他朝花园跑去。

   我们从窗子里看见他很快爬上那棵圣栎树。他穿戴和打扮得非常整齐，他是按照我们的父亲的要求弄妥贴后来吃饭的，尽管他只有12岁。扑上粉，头发用带子扎起辫子，三角帽，针织领带，绿色开叉燕尾服，浅紫色的短裤，佩剑，白皮长护腿套，护套只包半截，这是唯一的让步措施，使得穿着方式更符合我们的乡间生活。（而我，由于只有8岁，免除了在头发上扑粉，如果不是在盛大宴会之时。也免挂佩剑，虽然我喜欢佩戴也不行）他就这副模样往那棵多结的树上爬，手脚并用，以我们在长期一起练就的准确而迅速的动作在树枝上攀登。

   我已经说过我们在树上度过许多时光，不是象许多孩子那样图实惠，他们爬上去只是为了找果子或掏表鸟窝，而我们是为了越过树干上险恶的蜂巢和树叉，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处，找舒适的地方坐下来观看下面的世界，对着从树下走过的人们呼喊或捉弄他们。因此我认为柯希莫面对那种不公正的强逼，首先想到的是爬上我们熟悉的那棵圣栎树是很自然的。圣栎树的树枝，向上伸到与餐室之窗户相同的高度，使得全家人都看见他的委屈和愤慨。

   “小心！小心！会摔下来呀，可怜的孩子！”我们的母亲焦急地喊道，倘若她看见我们在炮火之中冲锋一定满心欢喜，可是，她却为我们的每一种游戏而忧惧交加。

   柯希莫爬至一条粗枝的叉口上，他在那里可以呆得舒适一些。他坐下来，双腿悬垂着，两臂交叉，手掌塞进腋下，脑袋缩进双肩里，三角帽低压在前额上。

   我们的父亲从窗台里探出身对他喊道：“你在那里呆腻了就会改主意的！”

  “我决不会改变想法。”我的哥哥在树冠上说。

   “只要你下来，我就叫你好看！”

  “我决不下树！”他说到做到。

柯希莫在圣栎树上，树枝向外伸展，凌空架起一道道高高的桥梁。微风轻拂，阳光灿烂。太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射下，我们为了看清柯希莫不得不举手挡光。柯希莫从树上观望这个世界每一件东西，从那上面看来，都变了样儿，这是一件十足的赏心乐事。小路有着另一番景观，花坛、绣球花、山茶花、花园里喝咖啡用的小铁桌，历历在目；在远处，树木变得稀疏一些，一小一小块用石头垒成梯田形的菜园子；深色的高地上是橄榄树林；再往前，是翁布罗萨住宅区的陈旧的砖屋顶和石板瓦；在低处的港湾那边挺立着一些船只的桅杆。远处的地平线之上是一片海水，一只帆船在海上缓缓移动。

   男爵和女将军来了。喝过咖啡之后，他们走出餐室来到花园里。他们观赏玫瑰花圃，执拗地不看柯希莫。他们挽起胳膊，但又马上分开，以便发议论和打手势。我来到圣栎树下，装出在那里玩耍的样子，其实是企图吸引柯希莫的注意力；可是他对我怀着怨恨，仍旧从那上面向远处眺望，我不玩了，蹲到一条长凳的后面去继续观察他而又不被他发现。

 我哥哥好象在站岗放哨，什么都看在眼里，而什么都漠然视之。一个女人挎着篮子从柠檬树下走过。一个赶骡人揪着母骡的尾巴爬上斜坡。他们互相看不见。那女人听见铁蹄掌的声音。转过身，向大道上探望，但来不及了。于是她开始放声歌唱，可是赶骡人已经拐弯了。他听见了歌声，将鞭子甩得劈啪响，对母骡喊声：——哦！咳！——便完全从那里消失了。柯希莫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捧着打开的每日祈祷书从小路上走过。柯希莫从树上取下什么东西，抛落在他的头顶上。我猜不出那是什么，也许是一只大蜘蛛，或者是一小片树皮。神父不曾理会。柯希莫开始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口里搜索。一只被触怒的黄蜂从里面飞出，他扇动三角帽将它驱赶开，看着它飞到一棵瓜藤上，在那里隐身匿迹。象平素一样急匆匆的律师骑士走出家门，踏过花园的台阶，消失在一行行的葡萄架中，柯希莫为了看他往哪里去，跳到另一根树枝头上。那里的树枝中响起鸟儿拍动翅膀的声响，一只乌鸦飞起。柯希莫不满地站在那里，因为自己在树上呆了那么许久，竟然没有发现这只鸟。他背过阳光，察看是否还有。没有，没有鸟了。

圣栎树与一棵榆树相邻，两树的树冠几乎头碰头了。榆树的一枝伸在比圣栎树的一枝高半米的地方，攀过去对我哥哥来说是举手之劳，他就这样轻易的征服了这天堑，我们从前不曾探闯过的榆树顶，由于侧生枝太高，从地面爬起是很难达到的，他不断找到与另一棵树挨近的树杈，从榆树换到角豆树上，再换到一棵桑树上。我看着柯希莫，这样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地前进，在花园之上悬空行走。

桑树的一些枝头伸到并超出了我们别墅的围墙，墙那边是翁达利瓦家的花园。我们虽然与他们为邻，却对翁布罗萨的世袭贵族翁达利瓦侯爵家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的父亲对他们世代享有的一些特权存有觊觎之心。两家相互仇视，于是一堵高墙象城堡的主塔一样隔开了两家的别墅，我不知道是我们的父亲还是侯爵叫人筑起的。此外，翁达利瓦家由于害怕外人的嫉妒而把他们的花园用围墙遮挡起来，据说那里面种满了奇花异木，其实是现在的侯爵的父亲，一位利内奥的门徒，从前将遍布法国朝廷和英国朝廷的众多亲戚全部动员起来，让他们把殖民地的最珍贵的稀有植物品种寄来。海船年复一年地在翁布罗萨卸下一袋袋种子、一捆捆接穗、一盆盆灌木、甚至一整棵一整棵根上裹着大块原土的树木。人们说，直到这座花园里长成一片印度树和美洲树，或许还有新西兰的树的混合林为止。

我们能够望得见的全部东西就是新近从美洲殖民地引进的一棵树的一些叶子。那是一棵玉兰树，在深色的枝叶顶上冒出一朵肥硕的白花。

   柯希莫从我们家的桑树上跳跃到围墙顶上，在上面稳稳当当地走了几步，然后两手攀住墙头，缘墙的那一壁往下去，玉兰树的叶子和花就在那里。从那儿起他就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现在我要说的那些情况，象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是他本人后来告诉我的，或者是我根据我们的零散物证推断的。

   柯希莫爬上了玉兰树。由于这棵树上枝干密布，对于象我哥哥这样一个熟悉各种树木的少年来说，行动起来极为方便，树枝承受住了他的体重、虽然还不很粗壮，木质也很嫩。柯莫希的鞋尖踢破了树皮。黑色的树皮上裂开白色的伤痕。由于风吹动树叶，叶片翻动，时而是暗绿色，时而碧油油。柯希莫被笼罩在叶子发出的清新的香气之中。

然而整座花园香气袭人，尽管柯希莫还没能用眼光扫视以尽。因为它里面植物异常的密集，他已经用嗅觉感到了。他力图分辨出各种不同的香味，过去每当清风把它们送进我们的花园里时，他已经闻到过。由于不了解那座别墅，我们以为那是由一种东西散发出来的。他观察每一棵树的枝叶，看那许多新奇的叶片，有些叶子硕大而光亮，仿佛上面流动着一层极薄的水；有些叶子细小而呈羽毛状；而那些树干不是光溜溜，就是长满鳞片。

四周幽静宜人。只有小小的柳莺翻飞、啁啾、一阵歌声传来：——啊啦啦啦！荡秋千……——柯希莫朝树下望去，挂在邻近的一棵大树的枝丫上的一副秋千在晃荡，上面坐着一位10岁模样的小姑娘。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