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我们家，那时候好像遍地都是书刊。我生长的胡同里，除了几个鸡鸣狗盗之徒，大多数小厮和小嫚都读书。《大众电影》、《当代》、《收获》、《小说选刊》都有。甚至《人民文学》。我姐姐爱读，我哥哥爱读。相互传阅，好像是幼儿时期即沿袭的民间阅读传统。一本书的秘密旅行，你永远跟不上节拍。我觉得，它们都很神奇，沾满了各种人的手印、鼻屎、体毛和气味。再回到你手边，历经坎坷，它默然不语，不诉苦，也不绝望。

    书刊的痛苦，是痛苦人的表述痛苦。我们对纸质媒介本身的主体性，其实忽略了许多细节。但世上，好像没人曾以第一人称写过一本书的“我记”。

   《胶东文学》好像书店里就有。在我读高中的时候，还有着。最后一次读的是钟道城的小说。那时广告已经占了很大篇幅，分量也重了许多。

    当然，读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它用过我的一首诗，却没有稿费。但不管怎么说，从读者到作者，也算是一个并不凄美也不壮观的轮回。自此，它彻底退出了我的翻阅视线和生活世界。

    我不需要它了。我强大了。衣服和鞋子小了，如此而已。就像今天我不过多读国内作家的作品一样，除了1949年之前几千年的那些。

    记不清自己多大时读的第一本《胶东文学》，好像我光着身子，在溽热的夏天，读到的它。至于它来自何处，不得而知。反正我形成了几个梦，抑或这梦就是阅读本身的体验，分不清。

    《火高粱》好像是上面的一篇小说，作者到底是谁呢，永远不知道。

    它写的是什么呢？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这个题目。跟莫言一点关系没有。

    我只记得这题目，它如微暗的火，形成了一个火山口，并喷射出岩浆来，一直炙烤着记忆树。当然，这感受也是读鲁迅《野草》的。

    这个名字滚烫滚烫的。

    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寻找这个作者，其实也是保管这份难以抹杀的感觉，尽管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它其实是次品中的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