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或“我们”作为旁知视角，充当旁观者、亲历者，起补充作用。它们与隐含叙述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对主题空间的拓展和分蘖。一旦进入主人公的视界，这些声音就隐蔽了，此时叙述视角就变成了限知性的。

    魔幻也好，灵幻也好，新哥特体也好，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成长。小说修辞伦理，通过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异，给人带来一份身居都市难以遭遇的惊奇感，即意味着动物叙事的主题效应，足以教育人。

    上海这所城市，在小说中是被悬置的。但“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依然成为结构本文的主轴。也就是说，甫跃辉小说在两个向度——云南乡村和上海城市——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在这三个小说中，“现代性”问题，其实就是人的欲望问题。

    欲望是被生产出来的。

    村民及主人公对大鱼、鹰王的争夺，由此所引发的关系纠结，归根结底，源自欲望。

    恐惧也是一种欲望，比如豺狗所表征的神秘力量。

    欲望是甫跃辉于两个空间向度中生成故事的潜在枢纽。有时会形成一组色彩意象，抑或服饰、器物。比如《巨象》。欲望的出口有时会转移到“窗户”，并形成气味意象，比如《动物园》。

    三个小说中的主人公组合，大致是鳏寡孤独老人与孩子，《鱼王》中的老刁和海天，《鹰王》中的余顺来和普泽，《豺狗》中的阿公和亮子。女性抑或母性，这些代表anima原型的角色，在小说中是缺失的。这或许隐含着，拯救之力抑或反思之道，其实在甫跃辉当下的小说叙事中，其实还不足以成为主导性力量。这也意味着成长中的写作者，尚未有那份刻画女性的实力。

   小说的主人公，大都选择了居住在村外，与村民之间形成了战略地形学上的“敌对”关系。他们围绕着大鱼、鹰王和豺狗之间的博弈和对峙，形成了表层情节。而隐含主题，则只能从欲望角度来体味。

   这也意味着三个小说，不是成长类型，而是生态类型，即“现代性叙事”中必不可少的对精神生态或症候抑或集体无意识产生的异化现象，所进行的反思，其实投射了文本的政治无意识。

   

    三个小说的结尾，有些重合，即神秘动物都留下了遗存物——大鱼刺、翎毛和两根残指。这也意味着小说构思过程中，难以避免会落入虚构的窠臼。当然，《鹰王》和《豺狗》叙述老人提前死亡而灵异动物依然存在，故事尚未完成，或表明，甫跃辉在尝试一种“开放式结尾”，实质也暗含“生活依然在持续”。死，从此看，不是悲剧，而仅是生活流程中的波澜；生，才有悲剧性。